学习与批判1974.09.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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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我九大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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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麻语录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生义。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全面规划，加强领导，这就是我们的方针。
    月与地
    一九七四年第九期目录
    批林批孔反修防修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试论劳动人民斗争与儒法斗争的关系…薛庆松（3)韩非—战国末期的反孔主将…
    …史尚挥(8)
    读《三国志·郭嘉传》……
    …翟青(15)
    学习与批判
    东北解放战争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批判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右倾军事路线…余学军(19)陈伯达尊孔反共的一生
    …程皋(27)
    注释工作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延风(32)剥开《女儿经》的反动画皮
    上海第三十棉纺织厂织布车间乙班党支部（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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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斗争中努力学习
    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学习《共产党宣言》的一点体会
    …任菁（39)
    唯物辩证法的好教材
    学习马克思《数学手稿》的一点体会上海无线电二十六厂工人陈熙春（44)
    经济问题研究
    四十六万人民的心愿
    嘉定县制订和实施远景规划的调查…本刊记者（47)嘉定县1974一1980年农业发展规划（修订草案）…(53)订规划先要抓路线…嘉定县马陆公社党委书记李庆涛（60)建设新农村永无止境…嘉定县朱桥公社灯塔二队队长徐正明(62)我们的大目标是共产主义…嘉定县外冈公社葛隆大队贫农社员秦大弟(64)自己动手改变面貌
    一一上海针织工业自力更生实施技术改造规划的调查…（66)
    文学评“论
    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英雄塑象
    谈话剧《战船台》中雷海生的形象塑造…文雁平（71)热情歌颂工人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
    一一《科学技术第三号》观后…方亮(75)
    教育革命经验总结
    短评：坚持办好函授教育…
    …(78)
    把短训班办到农村去…上海海运学院函授教育小组（79)谈谈当好兼职辅导教师的体会…江西婺源县许村卫生院王玉东(82)坚持以自学为主（三则)……(84）
    杂文：夏洛克的新变种…中华造船厂工人奚启新(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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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けしォ木しし反修防1修
    招HE由aaE
    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试论劳动人民斗争与儒法斗争的关系
    薛庆松
    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认真看书学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把一部被颠倒了的历史颠倒过来，对中国古代的法家进行了必要的历史的肯定，进而彻底批判了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思想根源。为了使儒法斗争史的研究能更好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历史上劳动人民斗争与儒法斗争的关系。
    毛主席教导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历史上法家对儒家的斗争，都是在奴隶起义、农民革命的推动下进行的。同时，这种斗争只有在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后，才能取得
    一定程度的胜利。如果离开奴隶们即人民群众的斗争，是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
    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在不同历史时期有其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过程中，儒法斗争反映了一个阶级代替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法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和政治代表，而儒家则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在这场社会大变动的过程中，许多法家的代表人物为了推翻和改造奴隶制，向反动的奴隶主贵族展开了英勇的斗争，有的甚至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是，他们所为之奋斗的建立封建制以代替奴隶制的事业，离开了当时广大劳动人民的斗争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归根到底，摧毁奴隶制的决定性力量是奴隶们的阶级斗争。春秋战国时期，奴隶们的集体逃亡和暴动，此起彼伏，连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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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特别是柳下跖率领“从卒九千人”的大规模起义，“横行天下，侵暴诸侯”，使当时各国奴隶主贵族望风心惊，声势尤其浩大。奴隶们各种形式的反抗斗争，从根本上瓦解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替新兴地主阶级的登上历史舞合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法家作为当时已经完全反动腐朽的奴隶主贵族的对立面，正是在成千上万的奴隶连绵不断举行革命起义的基础上，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才得以勇敢地提出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的口号。同时，在地主阶级推翻奴隶主贵族统治的这场斗争中，领导者是新兴的地主阶级，但为这场草命提供了战斗部队并在进程中起着主力军作用的是奴隶和其他劳动人民。齐国的陈成子在从奴隶主贵族手里夺取政权的时候，所依靠的基本力量是齐国的破产平民和逃亡奴隶。商鞅在秦国实行变法的时候，更是强调了所谓“以草茅之地，徕（来）三晋之民，而使之事本”的政策①，吸引了韩、赵、魏的大批劳动人民（包括逃亡奴隶）进入秦国，成了秦国实行耕、战政策的重要力量。秦始皇之所以能统一中国，不仅是由于奴隶的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制，促使和推进着六国在不同程度上向封建制过渡，从而在当时的全中国范围内出现了建立统一的封建政权的基础；而且也是由于他执行了一条地主阶级革命的思想政治路线，争取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参加和支持，才得以完成了统一六国的事业。秦始皇刚统一天下，就立即宣布“更名民曰黔首”，使那些刚解放不久的奴隶得以提高社会地位，目的就是为了争取劳动人民的支持，进一步铲除奴隶主复辟势力的社会基础。
    奴隶、农民和新兴地主阶级是不同的阶级，他们为什么会在当时一起来反对奴隶主贵族呢？这是因为奴隶制这种生产关系在当时已经彻底腐朽没落了，除了奴隶主以外的各个阶级都同它处于极端对立的地位，迫切要求改造这种生产关系；而封建制生产关系的固有矛盾却没有充分暴露，因而参加斗争的各个阶级都对革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和憧憬，奴隶认为革命会带来平等和解放，农民认为斗争胜利后将会出现宗法式的宁静的田园生活，而地主阶级惦念着的是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封建统一国家。尽管它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很不相同，但却在推翻奴隶主统治这一点上统一起来了。历史的进程决定了奴隶制生产关系只能由封建制生产关系来代替，地主阶级是当时唯一能够提出代表新的生产关系的政治纲领的阶级，因而它就成了当时的领导阶级，法家的进步意义也正在于此。但是，如果这场规模广阔的斗争没有奴隶和农民的参加，光凭地主阶级单个的力量是决不能取得成功的。
    封建制代潜奴隶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充满了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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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奏始皇死后不久，赵高政变改变了秦王朝的政权性质和法家路线，是一次严重的复辟事件，对劳动人民带来的危害极深。陈胜、吴广为首的农民起义的主要目标，就是为了解除重新沦为奴隶的威胁，力图改变赵高政变以来“黔首振恐”的局面。秦末农民起义摧毁了部分实现了奴隶制复辟、并正在实现奴隶制全面复辟的赵高政权，这就在客观上起着巩固新兴封建制度的作用。刘邦正是在农民起义的基础上，才得以顺应历史潮流而创立了西汉王朝。没有奴隶起义、农民革命对奴隶制复辟势力的毁灭性打击，也就不可能有刘邦法家路线的胜利。
    西汉以后，随着奴隶制复辟的危险逐渐消失，封建制本身固有的矛盾日益暴露。这时，地主阶级中除了有些人在不同情况下坚持法家路线以外，大部分已经背叛了原来的革命进取性，转而从历史的垃圾堆中检起了儒家路线奉为至宝。此后，儒法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的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了。这种斗争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的支配或影响，曲折地反映了阶级斗争的起伏和激化。毛主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一般说来，封建社会中某些法家代表人物所提出的一些革新措施的能否实现，往往要取决于农民起义对腐朽的反动统治打击的深度和广度。只有在农民革命对封建生产关系中最腐朽的部分进行了沉重打击后，这些革新措施才有成功的可能。不然，就往往只能得到失败的结果。
    这种例子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在中国历史上，东汉以来逐步形成而在西晋以后得到恶性膨胀的门阀制度，反映了封建生产关系中最腐朽最黑暗的方面。这种制度保证了封建官僚的选拔必须出自世家大族，即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直到南北朝时期，象北方的崔姓、卢姓，南方的王姓、谢姓等世家大族，就垄断了朝廷中的重要官职，甚至出现了“上车不落则著作”（即抱着上车的婴孩却已经有了著作郎的官衔)的怪现象。这样一来，封建政权基本上为地主阶级中的一个集团即豪族地主集团所独占，不仅造成了地主与农民的尖锐对立，并且使地主阶级内部的各个集团的矛盾急剧激化起来，不利于生产力的向前发展。南朝宋、齐、梁、陈的各朝开国君主，大多出自寒门，却也无力改变豪族地主独占的局面。隋文帝统一了南北朝，但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趋势。只有到了隋末农民大起义以后，才对封建生产关系中这种最腐朽黑暗的部分进行了有力的冲击和涤荡。到了唐初，李世民、魏征等才有可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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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制来代替九品中正制，并在政治上推行某些法家措施。当然，科举制后来也走向了反面，成为一种极端烦琐而又黑暗的考试制度；但当它在唐初刚出现的时侯，却是为了进一步调整地主阶级的内部关系，使中小地主阶级包括一部分富农等增加了进入封建政权机构的机会，暂时缓和了豪族地主垄断政权机构后在地主阶级内部所产生的尖锐矛盾。但即使是这种微小的改革，如果没有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和涤荡，豪族地主集团是绝不允许地主阶级中其他集团来分尝一杯羹的。至于在士地关系上反映出来的情况，就更其是如此的了。只有在经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后，才能暂时地改变一小镘大地主阶级垄断全国绝大多数土地的局面，并使农民争取到了或多或少的自由，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产积极性。尽管封建统治者在新建立的封建政权站稳脚跟后不久，就又卷士重来，进行反攻倒算，重又对农民加重了剥削和压迫。但在一个短时期内，由于农民对当时封建统治打击的结果，使封建生产关系暂时得到了某些改善，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由此可见，如果没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地主阶级连它的内部矛盾都无法进行调整，更不用说对封建生产关系的改善了。历史上某些王朝的开国君主之所以能够有一些作为，归根到底，是由于他们利用了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成果。因此，从实际的社会效果来看，封建社会中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胜过百十个法家人物的要求改革的呼吁。至于所谓“让步政策”之类的论调，根本就是骗人的鬼话。
    劳动人民的斗争不仅为法家的变革开辟了道路，而且还表现在法家的变革思想本身就是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实践的产物。在封建社会中，只有在农民革命起义之前或之后，才往往会有一些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出现。一般说来，这些法家人物是地主阶级中经济、政治地位较低的阶层的代表，他们敢于批判儒家思想，宣扬某些进步观点，采取某些革新措施，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反动封建统治内部的黑暗和封建生产关系的腐朽。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点，这是因为农民起义早已在不断冲击着封建生产关系中那些最腐朽、落后、反动的部分了。就拿王安石变法来说，在研究它所产生的背景的时候，就不能忽视北宋初年土地问题上兼并和反兼并的斗争，不能忽视以王小波、李顺为首的农民起义的影响和作用。
    历史上的法家如商鞅、韩非、王充、王安石、李贽等人，都是一些著名的反孔反儒的战士。但是，中国历史上反孔反儒的主力军还得推当时广大的劳动人民。从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吹响反孔斗争的号角，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掀起的反孔高潮，充分显示了劳动人民是反孔反儒最积极的力量。劳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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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受儒家孔学的压迫最深，反孔最激烈，批孔也最深刻。历次的农民起义军所到之处，几乎都要捣孔庙，烧经书，杀儒生，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武器的批判。每
    一次农民起义的高潮，都使孔孟之道威风扫地，狼狈不堪，从而大大地推动了法家的反儒斗争。从封建社会的整个发展趋势来看，随着封建社会的日趋没落，地主阶级中的尊法反儒思潮已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的了。但是由于两宋以后的农民反孔斗争不止，一浪高于一浪，使得在封建社会的后期还能出现李贽这样的法家人物，不仅敢于批判反动的理学，而且敢于向儒家经典提出挑战，尖锐地揭露了本阶级顽固派尊孔复古的丑恶面目。但即使是李贽，在政治上也不可能提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革命主张，因为封建制度在自身矛盾的推动下，已经无可挽救地正在逐步走向它生命的尽头。这种情况说明了，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坚决和彻底，不仅远胜过任何法家人物，而且法家的批孔是深受劳动人民反孔斗争的推动和影响的。
    历史上的法家，由于他们是剥削阶级的思想家，不可能彻底战胜孔孟之道。封建社会的农民进行了多次的起义，对孔孟之道进行了武器的批判，但由于农民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不仅不可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也不可能彻底战胜孔孟之道。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系，从娘肚子里带来了先天的软弱性，虽然也曾经有过几个先驱人物对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最后并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彻底战胜孔孟之道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彻底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彻底批判儒家的反动性和正确评论法家的进步性。我们现在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安，其目的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为了担负起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和彻底战胜孔孟之道这一历史使命。因此，当我们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的时候，或者是在对法家进行研究和评价的时侯，必须把它放到一定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去考察，作阶级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从中总结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对现实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有更清醒的认识，更好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做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①见《商君书·徠民篇》。草茅之地，即未开垦的荒地。三晋，韩、赵、魏三家分晋，故称三晋。事本，指从事农业生产。商鞅的政策是大力吸收三晋逃亡的奴隶和农民，鼓励他们垦荒和定居下来，以增强秦国的耕战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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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非一战国末期的反孔主将
    史尚辉
    韩非是战国末期反孔斗争中的一员主将。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中，他是第一个公开点名批判孔老二的。一部十多万字的《韩非子》，是韩非在儒法两家激烈斗争中写的批孔论文集，也是新兴地主阶级对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斗争经验的总结。它直到今天读起来，仍能使人从中感到强烈的战斗气息。
    韩非（约公元前二八0一前二三三年），战国末期韩国人。他所处的时代，离孔丘死去已经两百多年了。为什么韩非要集中火力对孔老二及其儒家理论进行系统的批判呢？这要从当时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的斗争背景说起。战国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韩非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曾经多次建议韩王实行地主阶级的“法治”路线，但由于韩国政权机构内部的奴隶主阶级代理人的阻碍和反对，他的政治主张一直得不到采纳。在韩国，“当涂之人”即奴隶主贵族专横跋扈，欺上压下，结党营私，大肆培植私门势力，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对“智术之士”、“能法之士”即法家人士采取了公开镇压和阴谋刺杀的血腥政策。(“其可以罪过诬者，以公法而诛之；其不可被以罪过者，以私剑而穷之。”《韩非子·孤愤》)因此，法家只能在极端艰难的处境中进行战斗。韩非由于阶级性的限制，看不到劳动人民的力量，他总是感到势孤力薄。但是，他并不因此气馁，而是怀着“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的决心，对奴隶主阶级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韩非在韩国的变法活动遭到了重重困难，只得转而把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统一封建政权的希望寄托在秦国的身上。但就在这时，大奴隶主吕不韦通过政治投机活动篡夺了秦国的政权。吕不韦是个狂热的尊孔分子。他招集了
    一批以儒生为主的“食客”，编纂了《吕氏春秋》这本鼓吹复辟、倒退和分裂的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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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反法著作，为他在秦国复辟奴隶制进行舆论准备。《吕氏春秋》的出笼，深刻地反映了复辟需要尊孔、反复辟也必须反孔这样一个真理。韩非总结了春秋战国以来儒法斗争历史的经验，看到了儒家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大敌，而孔学则是“愚诬之学”(《显学》)，从而得出了“儒以文乱法”的深刻结论(《五蠹》)。他不仅毫不含糊地把儒家列为“五蠹”（五种蛀虫）之首；而且直率地指斥孔老二是复辟的祖师爷，明确宣布：“儒之所至，孔丘也”(《显学》)。这样地公开点名批判孔老二，在先秦的法家学派中可以说是第一人。不仅如此，韩非还尖锐地把儒法斗争提高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上来认识，强调“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有度》)，指出一个国家的强和弱，关键在于是否坚定地执行了地主阶级的“法治”路线。他正是从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需要出发，满怀激情地写出了一系列出色的批孔论文，对儒家的复古思想和复辟行为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揭露和批判，极其深刻地论证了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必然性。
    二
    韩非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他继承了荀况“法后王”的理论，对孔丘“法先王”的历史观作出了深刻的批判。
    究竞是“法先王”还是“法后王”？这在当时是“礼治”和“法治”两条路线斗争的出发点和理论根据。在孔老二的心目中，西周奴隶主贵族的一统天下是“盛世”，而周文王则是最理想的“先王”。他慨叹地说：“周朝的制度是根据夏、商二代的制度而来的，真是兴盛完备啊！我要为恢复周朝的奴隶制而奋斗。”(“周监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从孔丘到孟轲，都无不开口闭口“称先王之道”(《五蠹》)，拼命吹捧“先王之德厚”(《忠孝》)。总之，在他们的眼里是一代不如一代，什么都是古代的好，今天的一切都糟糕透了。射人先射马，擒贼须擒王。韩非高屋建瓴地指出：孔丘所鼓吹尧、舜、汤、武之道，号称孝悌忠顺之道而实际上并不合乎孝悌忠顺之道；相反地，它是妨碍封建统治秩序建立的“天下之乱术”。他还对这些儒家所崇拜的“圣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谴责，说：“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忠孝》)笔扫千军如卷席。韩非对尧、舜、汤、武的鄙视，充分表现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生气勃勃的战斗性格。
    韩非为了替新兴地主阶级的变法事业提供理论依据，在《五蠹》篇中以社会变化和历史发展的大量事实，雄辩地说明了“古今异俗，新故异备”的道理，肯定由古到今的发展，是历史的进步。他把历史的发展分作上古、中古、近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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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之世四个阶段，认为不是一代不如一代，而是一代比一代进步，明确指出所谓“法先王”是开历史的倒车。韩非说，如果到了夏朝，即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还象蒙昧时期、野蛮时期的原始人那样在树上筑巢，钻木取火，就会为鲧、禹所笑；到了当今之世，如果还有人赞扬禹、汤、文、武之道，则必定为地主阶级的“新圣”所耻笑。韩非辛辣地嘲笑了那些泥古守旧的顽固派，说他们的“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就如同“守株待兔”那样地愚蠢。
    从来就没有什么纯客观的历史研究，对“先王”的爱憎褒贬，实际上是对现实政治态度的反映。韩非指出：儒家之徒之所以“称先王之道”和“诵先古之书”，目的是为了“乱当世之治”(《奸劫弑臣》)，“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五蠹》)，即破坏和削弱地主阶级专政，动摇地主阶级国君实行“法治”的决心。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说这好比有人用赞扬别人的父亲来诽谤自己的父亲一样，“为人臣常誉先王之德厚”，其目的是在“诽谤其君”、“乱后世之法”。
    韩非针对儒家拿“先王”压“后王”的复辟活动，坚决地提出了“法新圣”、“美当今”的主张，理直气壮地歌颂了新兴地主阶级的进步事业。这在当时是
    十分难能可贵的。韩非的时代尽管离开今天已经有二千多年了，但厚古薄今和厚今薄古之争、法先王和法后王之争却至今一直没有停止过。林彪一伙用孔孟之道对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恩想，这就是混在党内的尊孔派“法先王”的丑恶表现。结果呢，如同历史上一切颂古非今的政治小丑都没有好下场一样，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林彪及其死党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三
    韩非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公开提出了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重要性，对孔丘关于“仁义”“孝悌”“德政”等说教的虚伪性和反动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揭露。
    孔丘有句名言：“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意思是只要用仁义道德来治理国家，就会众望所归，如同众星环绕北极星一样。韩非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淋漓尽致地驳斥了孔丘这种以仁义道德治国的谬论。韩非说，你孔老二老是讲古代的舜亲自耕田以感化农民，亲自打鱼以感化渔民，亲自制作陶器以感化工匠，说这是真正的“仁”，是“圣人德化”的样板。但是请问：当时的尧在那里呢？如果尧把天下治理得很好，又何必需要舜去以德化人呢？又请问：天下那么大，人口那么多，而舞只一人，一生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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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也有限，怎么可能把所有的人都感化过来呢？可见孔老二的这种鬼话根本不能自圆其说。(《难一》)韩非一再强调孔丘所鼓吹的“仁义爱惠”是“败法”之论，“亡国之言”；如果照它去做，就会“法败而政乱”，导致亡国的后果。(《难
    三》)
    战国末期的儒家之徒，都是一些极其虚伪而狡猾的政治骗子。他们大肆鼓吹孔丘的“爱人”和孟轲的“仁政”(“皆曰仁义爱惠”《奸劫弑臣》)，一个个打着“为民请命”的幌子，胡说什么先王是爱一切人的，就好比父母爱自己的子女一样。(“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五蠹》)这种“仁义”调儿，听起来是怪不错的。可是他们究竟有没有实行过或者准备实行呢？根本没有那回事。韩非尖锐地指出，“先王”们一面判人死刑，一面却流着眼泪。(“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五蠹》)这该说是行“仁”行到了家吧，但是，是不是流了几滴眼泪就废止刑法不杀人了呢？没有，人还是要杀的。因此，孔丘的所谓“子为政，焉用杀”根本是一张不兑现的空头支票。
    其实，在阶级社会里又那里来的什么对各阶级一视同仁的“仁政”呢？孔孟的所谓“仁政”，实质上就是奴隶主阶级的法西斯专政。但是，由于他们面临着奴隶主阶级力量的衰落，不敢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意图。假的总是假的，伪装总要被识破。孔老二是个天下有名的“仁义”贩子，正如韩非所指出的：“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五蠹》)但实际上究竞有多少人信他这一套呢？说也可怜，“以天下之大”，只有死党七十人，“而仁义者
    一人”。(《五蠹》)这就是说，只有孔丘光杆儿自己才算是真正信“仁义”的，茕茕子立，形影相吊，光景是够凄惨的了。因此，韩非挖苦孔丘之流的侈谈仁义，就象是拿泥土做饭一样，中看不中吃，好听不好用，只不过是儿戏罢了。(“道先王仁义而不能正国者，此亦可以戏而不可以为治也。”《外储说左上》)他坚决主张“不务德而务法”(《五蠹》)，并且总结了法家前辈们从事变法实践的正反面经验，提出了一套法、术、势结合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完整理论。
    “仁义”和“刑罚”之争，“礼治”和“法治”之争，问题的实质根本不在于要不要运用暴力，而在于那一个阶级实行专政的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都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并为一定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林彪攻击法家是“罚家”，美化儒家的“仁义”，充分证明他出于地主资产阶级的本性，对无产阶级专政怀着刻骨的仇恨，妄图在中国复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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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一定的世界观是和一定的政治路线密切地联系着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不仅存在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同时也存在着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从认识论上来看，法家是主张唯物论的，而儒家则是唯心论的鼓吹者。两者斗争的焦点则是天命与反天命之争。
    有没有“天命”这种东西呢？攻之者说其无，辩之者言其有。孔丘是天命论的狂热鼓吹者。他极力宣扬“天”是有意志的天，胡说什么“天命”是一种无声的至高无上的命令，并把自己打扮成是“知天命”的圣人，要劳动人民和新兴的地主阶级“畏天命”。但韩非却正与此相反。他继承和发展了荀况的唯物论思想，提出了不信天命鬼神而要“争于气力”的战斗口号，为新兴地主阶级向全中国范围的胜利进军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若天若地，孰亲孰疏？”(《扬权》)韩非认为大自然对人们无所谓“亲”和“疏”，决不可能象孔丘说的什么对奴隶主贵族“亲”，对其他人“疏”。又如孔丘为了神化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把新兴地主阶级的变革说成是“逆”天的行为。韩非却说，统治者的更替同天命根本无关，混乱而虚弱的统治者终究要被善治而强大的统治者所代替，这是历史的必然。(“乱弱者亡，人之性也，治强者王，古之道也。”《饰邪》)因此，奴隶主阶级虚构出来的“天命”，根本挽救不了奴隶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韩非从地主阶级实行耕战政策的实践中，找到了驳斥孔丘关于“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有力证据。富是天命所规定的吗？不是。韩非说：“富国以农”(《五蠹》)，这就是说富国不能靠天，而靠组织民众发展农业生产。至于象孔老二这样的二流子、寄生虫，转非认为他们对国家是毫无益处的。(“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八说》)韩非还认为，被奴役的人们不论是在山林薮泽搞生产的，坐牢的，烧饭的，牧羊的，看牛的，只要他于耕战有功，就可以改变身分，提拔进用。(《说疑》)韩非反“天命”的思想，对于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组织动员人民从事耕战，发展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尖锐地反映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孔丘吹捧古代先王是“生而知之”的圣人，目的是用难心论的先验论来为他的“克己复礼”政治路线提供理论基础。而韩非为了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注重“参验”（通过实际功效来检验人的认识）的唯物论。他说，判断一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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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的好坏，不能只看其形状年龄，而要通过驾车奔跑后才能决定；判断一把刀的利纯，不能光看其颜色光泽，而是应当通过宰杀的考验。(《显学》)又说，大家都睡着辨不出谁是瞎子，大家不说话辨不出谁是哑巴，但只要一进行视听活动，立刻就能辨出盲、哑人来。(《六反》)韩非强调认识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对靠谣言和诡辩来过日子的孔丘之流是一个深刻的批判。韩非在《饰邪》篇中还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信奉龟笑、鬼袖不仅是愚蠢无知的表现，而且是亡国的征兆之一，从而把尊天命和反天命的斗争提高到了政治斗争高度上来认识，有力地揭穿了儒家鼓吹天命的反动目的。
    五
    韩非的一生是英勇反孔的一生。他在批孔反儒的激烈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法家前辈的思想，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完成了理论准备。因此，相传秦始皇在看到韩非的《孤愤》、《五蠹》等著作以后，曾经拍案叫绝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老庄申韩列传》)
    但是，韩非作为历史上的一员反孔主将，在死后受到了历代尊孔派的诅咒和攻击。从汉代的董仲舒开始到宋代的司马光、朱熹之流，都无不对韩非进行了恶毒的诋毁。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和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着的。法家主要是地主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武器。当地主阶级在历史上逐步从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以后，韩非主张地主阶级专政的思想固然实际上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但作为一个宣扬革新、反对复古、尖锐地批判孔学的反孔斗士，却长期处于被封建统治者咒骂、排斥的地位。在汉代，法家桑弘羊在盐铁会议上还敢于公开引用韩非的法家理论来证明必须坚持汉武帝巩固国家统
    一、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路线；而到了汉代以后，随着孔学地位的逐步抬到吓人的高度，尊孔反法的浪潮一浪比一浪高，贬责和攻击韩非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就连地主阶级内部的那些主张革新的法家人士，在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由于害怕给顽固派以攻击的借口，也往往被迫对韩非采取否定和反对的态度。只有其中的杰出人物，才敢于顶住气势汹汹的尊孔逆流，公开表示应当对韩非作出肯定的评价。宋代的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毫不讳言自己爱好读韩非的著作。(《答曾子固书》)在明代，高举尊法反儒旗帜的进步思想家李贽也公开地宣布他“喜读韩非之书”(《老子解》)，并为韩非的不能用于秦而感到惋惜。韩非在先秦的思想家中，是反孔态度最坚决、最鲜明的一个。因此，对于封建社会中那些反孔的进步思想家来说，对韩非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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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是检验他们反孔的彻底程度的一个标志。
    当中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进一步证明了如何评价包括韩非在内的法家是一个重大的政治态度问题。中国资产阶级中不同派别的代表人物，对法家的评价各各不同。即使是同一个人，由于在前后不同时期中政治立场的转变，也往往会作出很不相同的评价。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中，严复是肯定韩非的历史地位的。他说：“居今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严几道与熊纯如书》)而康有为由于与封建顽固势力有着较多的联系，就对法家抱着嫉视的态度，说：“攻儒者亦多端，然无有申、韩之无道者”。(《孔子改制考》)康有为幻想走改良的道路，这就决定了他要反对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说，而最后必然地沦为保皇的小丑。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对法家的态度比较鲜明，他在《秦献记》和《秦政记》两篇史论著作中热情洋溢地肯定了商鞅、韩非、秦始皇、李斯等法家的进步性，不愧是一个辛亥革命时期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但章太炎由于阶级和历史的限制，无论是对孔学的否定还是对法家的肯定，都极不彻底。特别是他到了晚年以后，随着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日趋反动，这位资产阶级革命家竟由尊法反儒转向尊儒反法，完全地背叛了自己的革命的过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现实的阶级斗争，是历史上阶级斗争的继续。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影响到现在，继续到现在。叛徒林彪是党内最大的尊孔分子，他积极参加历史上尊孔复古派的行列，咒骂包括韩非在内的法家，目的是为了翻历史上法家批判孔学的案，翻党内两条路线斗争过程中毛主席批判孔孟之道的案，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这一系列翻案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翻革命人民打倒地主资产阶级的案，安图把一小撮被推翻了的地主资产阶级扶上台，重新骑在广大劳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这种翻案和反翻案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反映，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因此，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深入广泛持久地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批判刘少奇、林彪一伙的修正主义路线，使这一小撮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们及其所鼓吹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思潮永远翻不了案！
    今天，彻底地批判孔学和科学地评价法家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无产阶级的肩上。我们在深入批判林彪尊孔反法的极右实质的时侯，一定要认真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对法家及其著作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分析，从而把批林批孔斗争深入到哲学、历史、文艺、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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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三国志·郭嘉传》
    翟
    青
    郭嘉是汉魏之际一位年青有为的法家人物，他协助曹操“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三国志·郭嘉传》记载了他追随曹操进行南征北伐的战斗一生。《郭嘉传》的裴松之注中有一段郭嘉和曹操一起“论天下事”的对话，是研究汉末三国时期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材料，今引录如下：
    太祖谓嘉曰：“本初（袁绍字）拥冀州之地，青（州）、并（州）从之，地广兵疆（强），而数为不逊。吾欲讨之，力不敌，如何？”对曰：“刘（邦）、项（羽）之不敌，公（曹操）所知也。汉祖唯智胜；项羽虽彊，终为所禽。嘉窃料之，绍有十败，公有十胜，虽兵疆，无能为也。绍繁礼多仪，公体任自然，此道胜一也。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二也。汉末政失于宽，绍以宽济宽，故不摄，公纠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胜
    三也。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亲戚子弟，公外易简而内机明，用人无疑，唯才所宜，不间远近，此度胜四也。绍多谋少决，失在后事，公策得辄行，应变无穷，此谋胜五也。绍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诚而行，不为虚美，以俭率下，与有功者无所吝，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此德胜六也。绍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也，所谓妇人之仁耳，公于目前小事，时有所忽，至于大事，与四海接，恩之所加，皆过其望，虽所不见，虑之所周，无不济也，此仁胜七也。绍大臣争权，谗言惑乱，公御下以道，浸润不行，此明胜八也。绍是非不可知，公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胜九也。绍好为虚势，不知兵要，公以少克众，用兵如神，军人恃之，敌人畏之，此武胜十也。”郭嘉在这里对袁绍和曹操两个集团之间在政治路线上的分歧作了比较具体的分析。他从刘邦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到最终战胜项羽这个庞然大物讲起，肯定了刘邦，批判了项羽，表明了自己的尊法反儒的政治立场。他还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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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十个方面对曹操和袁绍的两条政治路线作了比较，并且透过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得出了谁胜谁败的正确结论。
    曹操和袁绍之间的斗争，在一定意义上可说是一场儒法斗争。袁绍“繁礼多仪”，是一个孔孟的忠实信徒。在“汉末政失于宽”的历史条件下，他推行了
    一条“以宽济宽”的儒家“礼治”路线；所谓“见人饥寒，恤念之形于颜色”，还不就是儒家那一套极其虚伪的“仁政”吗？“所任唯亲戚子弟”，这不是完全继承了豪门大族保持世袭特权的“任人唯亲”的儒家的用人路线吗？这一切，都表明了袁绍是汉魏之际的一个大儒。
    与袁绍相反，曹操“纠之以猛”，“不为虚美”，不搞儒家那套假仁假义，而是强调“法治”的重要性：“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这是强调以是非为标准，赏罚分明；用人“唯才所宜，不间远近”，这是执行的不论“世资”“门第”的“任人唯贤”的法家的用人路线。所以，陈寿说曹操“簟（执行）申（不害）、商（鞅）之法术”，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举的是什么样的旗帜，集合的就是什么样的队伍。袁绍搞儒家的一套，“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因此，那些出身世家大族的儒生们都麕集在袁绍的门下，他们是一群口头上说得漂亮的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曹操由于推行法家的政治路线，“士之忠正远见而有实者皆愿为用”，那些“有治国用兵之术”(《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的法家人物，都站到了曹操
    一边。郭嘉本人就是一个出身“细微”的小人物，他原先投奔袁绍，但由于看不惯袁绍的重用儒生，愤然离去而跑到曹操这边来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郭嘉在袁绍和曹操之间所作出的选择，反映了郭嘉也是一个法家。
    不同的政治路线，是一定阶级或一定政治派别的政治利益的集中体现，有着不同的社会阶级基础。袁绍出身于东汉的名门豪族，“四世居三公位”(《袁绍传》)，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这也就是郭嘉说的所谓“累世之资”。他妄图以儒家的政治路线“兼天下”，目的是要维护东汉王朝以来世家豪族称王称霸的政治局面，代表着地主阶级中那些拥有门第世资而垄断仕途的豪强地主的政治经济利益。曹操出身于细门孤族，这个阶层经常受到豪强大地主的打击和排挤。曹操说自己“本非岩穴知名之士”(《武帝纪》注引《魏武故事》)，从小被那些世家大族看不起。他的父亲为了想改变社会地位而去过继给宦官当儿子，但当时的宦官也是为世家大族所鄙视的人物。袁绍就普骂曹操是“赘阁遗丑，本无懿德”，盛气凌人地表现出世家子弟瞧不起暴发户的傲慢姿态。因此，曹操对那些世家大族及其所崇奉的儒家“礼治”抱有深刻的仇恨，他力主以法家的政治路线“兼天下”，谋求地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以打破东汉以来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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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地主独占一切的政治局面，代表地主阶级中细门孤族的政治经济利益。归根到底，袁绍和曹操不同的政治路线，反映着不同的社会基础。
    曹操一登上政治舞台，就站在地主阶级中没有门第世资的细门孤族的立场上，对豪强地主集团进行了猛烈的打击。他在二十岁担任洛阳北部尉时，就公开宣布“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武帝纪》注引《曹瞒传》)；三十岁担任“济南相”时，又罢了一批“阿附贵戚”的县吏。(《武帝纪》)以后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对豪强地主更是采取了严厉的打击政策，大刀阔斧，毫不留情。他在
    公元二O四年攻下邺以后，立即颁布了“重（禁）豪强兼并之法”，以削弱袁绍集
    团的社会基础。曹操推行的路线和政策，虽然为“豪强所忿”，遇到了豪强地主集团的顽固抵抗，但却受到了地主阶级中新起阶层的热烈拥护，当时有所谓“百姓喜悦”之称。袁绍则恰正相反，在他管辖的地区内，豪强横行不法，地主阶级中的细门孤族受到欺凌，而广大农民的痛苦就更为深重了。正如曹操所说的那样：“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武帝纪》)郭嘉关于袁绍必败曹操必胜的预见，不久即为官渡之战及其以后的历史事实所证明。若问曹操为什么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关键在于他所执行的路线比袁绍正确。郭嘉说：“绍以逆动，公奉顺以率天下”。所谓“奉顺”，就是执行了一条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政治路线。所谓“逆动”，就是执行了一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路线。“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武帝纪》评曰)，各种政治力量在这时进行了激烈的较量。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地主阶级内部的细门孤族和豪门望族之间的矛盾，尖锐地交织在一起，蔚为-一片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图景。公元一八四年爆发的黄巾大起义，“八州并起”，来势猛烈，它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特别是同豪强地主集团矛盾激化的一·个标志。黄巾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却加速了东汉王朝统治瓦解的过程，有力地打击了豪强地主的门阀统治，推动着社会的前进。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进行了暂时的联合，但当农民大起义的风浪过去以后，地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集团的斗争就大大地加剧起来了。袁绍和曹操之间的斗争，就是当时地主阶级内部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集中体现。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黄巾起义在一定程度上摧毁了东汉以来世家大族的统治基础，而袁绍竟妄图恢复东汉王朝的豪强贵戚的专权局面，这是对历史的反动。反之，曹操维护中央集权制，反对分裂割据，这在当时是一个进步。进步的东西必然要战胜反动的东西。曹操经过曲折的道路，终于战胜袁绍而统一了北方，这实质上是进步的法家路线对反动的儒家路线的胜利。
    曹操打击豪强地主集团的斗争，属于地主阶级内部革新与守旧、前进与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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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这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它同黄巾农民起义对豪强地主集团的打击，在性质上是有根本区别的。曹操曾经积极参与镇压农民起义的活动，这表明他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政治家。而黄巾大起义横扫世家大族，打击豪强地主，客观上为曹操的推行法家路线扫清了道路，而且曹操收编的三十万青州黄巾军，是他快胜袁绍等豪强集团的一个主要依靠力量。因此，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路线对了，才能得人心；路线错了，就不得人心。凡是执行反动政治路线的腐朽势力，只能是孤家寡人，得不到人们的支持和拥护。即使在这个集团的内部也必然是尔虞我诈，分崩离析，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和混乱之中。郭嘉揭露的袁绍集团内部“大臣争权，谗言惑乱”以及袁绍“外宽内忌，用人而疑之”，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郭嘉在跟随曹操征吕布、讨袁绍和平定乌桓贵族的战争中，十分注意把敌人内部的争斗、缺口和矛盾收集起来，为曹操建议了一系列战胜敌人的策略。如袁绍远征北击公孙瓒时，郭嘉就劝曹操不失时机东取吕布，三战而破；郭嘉还利用袁绍儿子袁谭、袁尚之间的交斗相离，劝曹操缓攻袁谭、袁尚，留给他们一个互相厮杀削弱的时机，同时立即南征刘表，取得了战略要地荆州。与袁绍集团内部的分崩离析相反，曹操团结的人越来越多。曹操比起那些虚伪狡诈的儒家之徒，胸怀要磊落和宽广得多。他比较善于团结人，即使是那些反对过他的人，只要能够改正，他都加以使用。：如贾诩曾帮张绣攻打过曹操，陈琳曾写过檄文痛骂曹操的祖宗三代，但当他们投奔曹操后，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用。张辽、张郃原是吕布和袁绍的部将，但后来却都成了曹操手下的名将。所以，郭嘉说曹操“用人不疑”，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郭嘉跟随曹操的十一年，正是曹操集团统一北方的十一年。郭嘉为贯彻执行曹操的法家路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曹操给他以很高的评价：“军祭酒郭嘉，自从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他为郭嘉的“不幸短命，事业未终”表示了深沉的惋惜。十一年间，郭嘉与曹操“行同骑乘，坐共幄席”，因而曹操对郭嘉的评价十分精当，而郭嘉对曹操的政治路线、政策及其为人也了解至深。郭嘉在分析袁、曹优劣时对曹操所作出的评价，可以说是比较符合历史上曹操的真实面貌的。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一番《郭嘉传》和裴松之的注，可以帮助我们廓清历代反动派和尊孔分子散布的种种迷雾，正确认识曹操法家路线在历史上起的进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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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解放战争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
    批判林彪在东北解放战争中的右倾军事路线
    余学军
    毛主席教导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东北战场上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战胜了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取得的，是东北广大军民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排除了林彪右倾路线的干扰的结果。
    (一)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同中国人民的矛盾，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中国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斗争，构成为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基本内容。这个斗争反映到党内，就是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刘少奇、林彪之流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早在抗战胜利前夕，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就为我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接着，在蒋介石反动派依仗其军事优势而气势汹汹地发动空前规模的反革命内战的形势下，毛主席又针对党内外的害怕美帝的右倾悲观主义思潮，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伟大论断，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毛主席号召人民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并且坚定地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全党全国人民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同敌人展开了坚决的斗争。
    林彪既害怕美蒋的军事进攻，又对敌人的政治欺骗抱有极大的幻想，他在东北推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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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毛主席在抗日战争刚结束时，就已预见到东北地区是革命与反革命斗争的一个重要战场，高瞻远瞩地制定了争取和控制东北的战略方针。为此，党中央从陕甘宁边区和华中、华北各根据地派出了大批干部和军队进入东北地区，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进一步扩大人民军队，积极准备粉碎敌人的进攻。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重要指示，明确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而“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地区，是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毛主席还规定了创建根据地和粉碎敌人进攻的正确方针，明确指出：我军应当“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动员一切力量，迅速从事建立根据地的伟大斗争”，要求我军“在西满和热河，坚决地有计划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在东满和北满，则是迅速准备粉碎国民党进攻的条件”。
    但是，林彪从其资产阶级野心家的反动立场出发，在美蒋反动派武装进攻面前，不敢针锋相对地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而幻想同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和平合作”。他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粉碎蒋军进攻的指示；相反，却热衷于伙同彭真在东北卖力地推行刘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叫嚷要“使东北与全国
    一起走上和平民主的新阶段”。他到处散布和平幻想，鼓吹议会道路，提出“要准备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斗争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表白自己“愿与国民党在东北地区合作”，说什么要迅速集中干部，准备力量，“以各种面貌参加政府及国民党认为合法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群众等各种组织的领导机构”，和国民党搞“合作建国”。林彪甚至声言要把我党领导的军队“国军化”，准备把人民军队出卖给国民党，并因此而迟迟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不把工作重心放在距离敌人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不去发动农民，不进行根据地的建设。这完全暴露了林彪在政治上奉行的是一条投降主义路线。
    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必然地会在军事领域中反映出来，表现为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毛主席在《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中，对东北我军的军事任务和作战方针作了明确的规定。全面内战爆发后，毛主席在《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三个月总结》等重要指示中，进一步为我军制定了战略方针。毛主席提出，人民解放战争应当“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为了歼灭敌人，必须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每战集中超过敌人数倍的优势兵力，四面包围，力求全歼；我军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东北解放军遵循毛主席的作战方针，英勇奋战，歼灭了大量国民党部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但是林彪却从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出发，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他以消极防御和退却逃跑对抗积极防御的方针，以阵地战反对运动战的方针，以击溃战、消耗战反对歼灭战的作战方针。人民解放战争开始时，东北战场上已组成了一支拥有三十万人的人民军队。一九四五年冬，蒋介石军队从秦皇岛登陆开始向东北进攻时，只有两个军的兵力。毛主席、党中央一再指令林彪要乘敌立足未稳，集中我军兵力，在运动中予以大量歼灭。但是，林彪一再拒不执行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消极避战，丧失了消灭敌人的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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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机，使敌人攻占了已经解放了的山海关和锦州。此后，当国民党向东北大量增兵以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时候，林彪又再一次违反毛主席的作战方针，分兵把口，处处设防；而且把部队放在城市和交通干线上，在无根据地作依托的条件下，以主力对主力，与敌人拼消耗。由于林彪在指挥上的错误，一九四六年夏的四平保卫战，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最后不得不在损失了一定的有生力量后撤出该城。这时，毛主席、党中央多次指示林彪，要控制住长春、哈尔滨一线，集中兵力打一两个胜仗，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但是，自命为“常胜将军”的林彪这时却惊慌失措，由防御中的拼命主义转变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他轻易地放弃了长春，向松花江以北逃跑，在十天左右的时间内北撤三百余公里，丢掉了不少中小城市和农村。他甚至企图炸毁松花江大桥，放弃哈尔滨。只是在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多次严厉批评下，一再强调必须坚守哈尔滨，保持松花江以北地区，才制止住了他的逃跑主义，稳住了东北战局。
    以后，由于毛主席、党中央坚决纠正了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东北广大军民认真贯彻落实毛主席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和一系列作战方针，成千上万的千部和一部分主力部队深入农村，广泛发动群众，开展土地改革，消灭土匪武装，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加强了部队建设；并在一九四七年的夏季攻势中歼敌八万余人，迅速扭转了东北的局势，为尔后转入战略进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东北广大军民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所取得的胜利战果。
    (二)
    人民解放战争经过一年多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进攻。这时，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由战略防御跃进到战略进攻的历史性的伟大转折的时刻来到了。在这一新的形势下，敢不敢举行战略进攻，敢不敢把主力打到外线去，向国民党统治区发动大规模进攻，就成为党内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关键。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革命和战争向着新的阶段跃进时，总是要跳出来妄图阻挡革命战争的历史车轮的前进的。林彪在解放战争向战略进攻转变时所扮演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在战争初期，敌军处于战略进攻地位，我军处于战略防御地位。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我军经过八个月的作战，粉碎了蒋介石的全面进攻。敌军只能在南线的两翼，即山东和陕北，发动所谓重点进攻。而这种重点进攻也很快被我军粉碎。到战争的第一年结束时，我军歼敌正规军九十七个半旅，连同非正规军共一百十二万人，而使自己的正规军由一百二十万发展为一百九十五万人。“这一胜利，给了敌人以严重打击，在整个敌人营垒中引起了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兴奋了全国人民，奠定了我军歼灭全部敌军、争取最后胜利的基础。”战争形势的这一巨大变化，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我军则从战略防御进到战略进攻。
    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审时度势，领导全党全军适时地实现由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的转变。就在战略进改开始前后，毛主席连续写了《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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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等指示和评论，明确地提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并且号召全国人民，迅速地为建立一个新中国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毛主席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成为当时战略进攻阶段中国革命的战略总口号。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革命形势的飞跃发展，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欢呼和支持，同时，却使右倾机会主义者吓昏了头脑，激起了他们的恐惧和忧虑。林彪极力否认形势的发展变化，在东北地区大肆散布悲观论调。就在战略进攻开始前后，林彪一会儿大叫大嚷：“东北敌人战斗力强，难打”，一会儿又危言耸听地说：“敌人的兵力大、物质多、装备强、训练久”，我军“经常不能采取大型战役歼灭战”。他公然为蒋介石外强中干的军事力量鼓吹。在林彪眼里，从敌强我弱正在转变为敌弱我强的事实不见了，大量歼灭敌人成为不可能的了，打倒蒋介石成为危险的尝试，于是只剩下了一条出路，那就是接受他所抛出的方案：“在将来的联合政权里”“有他（按，指蒋介石）的一股”。林彪直到这时还念念不忘要和蒋介石反动派合“股”，表明了他同这个独夫民贼利害一致，存亡与共。
    在军事战略和作成行动上，林彪对党中央离心离德，唱的完全是另一个调子。毛主席在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开始时，及时地发出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重要指示，规定我军的战略方针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以一部分主力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人民解放军按照毛主席所规定的战略计划，从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间，举行了全国规模的进攻。晋冀鲁豫野战军于六月三十日在鲁西南地区强渡黄河，八月上旬越过陇海线，挺进大别山；太岳兵团八月下旬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地区。华东野战军在打破敌人重点进攻以后，九月初挺进鲁西南地区；山东兵团从九月起向胶东之敌发起攻势作战。西北野战军八月下旬转入了反攻。晋察冀野战军九月初对平汉路北段之敌发起攻势作战。这一切标志着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转入了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并且把战争的主要战场引向了国民党统治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在这样一个伟大的事变中，林彪却采取了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和态度。在战略进攻的前夕，南线我军正在进行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斗争。这时的东北解放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泛深入地进行了土地改革，广大群众热烈参军支前，扩大了主力部队，加强了地方部队，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东北解放军士气更加高涨，热烈要求对敌进行攻势作战。当时完全有条件集中兵力打几个大的歼灭战，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更多地牵制敌人，配合其他战区的作战，为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准备战略反攻作出贡献。然而，林彪却右倾保守，不顾大局，消极避战。而当战略进攻开始以后，其他各个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都在猛烈地发动攻势，打得热火朝天。但林彪却借口什么“敌人兵力集中，我无好打的目标”，“恰逢雨季，…无法行动”，编造种种“理由”，欺骗党中央和中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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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擅自决定东北主力部队进行休整。在一九四七年七、八、九三个月我军举行战略反攻的关键时刻，林彪按兵不动，在将近三个月中不组织攻势作战。根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在这段时间中，晋冀鲁豫野战军共歼敌六万余名，收复县城二十四座；太岳兵团从八月下旬渡河南进，一个月中歼敌万余，收复县城二十座；华东野战军歼敌四万余名，收复县城十七座；其他如华北、西北等野战军也在反攻中歼敌一万五千余名，收复县城十一座。东北野战军广大指战员虽也纷纷请战，但林彪按兵不动，两个半月中仅仅解放了两座县城，消灭了一个团敌人。林彪拒不配合其他战场我军的反攻和进攻，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是由他的机会主义立场所决定的。当时如果东北一打，蒋介石把东北战场看成是命根子，一定要从关内调兵出关增援，这样一来，关内我军就可以更放手地展开进攻，更快更多地歼灭敌人。东北我军广大指战员积极要求为全国解放战争作出这样的贡献，但林彪却把它看作“包袱”，不愿意也不敢挑起这副支援全国战场的担子。他畏敌如虎，又以邻为壑；敌人让别人去打，自己则高高坐在长白山上观“火”，直到有便宜好捞时再出场。这就是林彪反动军事思想的实质。
    毛主席对林彪这种消极避战的右倾机会主义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一九四七年五月和
    十月，毛主席明确指示他应率主力南下，向北宁、平绥两线作战。同年十二月，中央转发了太岳兵团领导同志的电报，批评了林彪的右倾错误。接着，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和《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等重要文章中，进一步深刻批判了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毛主席强调指出：“我们应当在自己内部肃清一切软弱无能的思想。一切过高地估计敌人力量和过低地估计人民力量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并且深刻地论述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是展开战略进攻的必要前提，指出：“只要坚决反对保守主义，反对惧怕敌人，反对惧怕困难，依照党中央的战略总方针及其十大军事原则的指示，我们就能展开进攻，大量歼灭敌人”。正是由于毛主席、党中央坚决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排除了林彪的干扰，才保证了东北解放战争的不断前进，在一九
    四七年冬到次年春取得了冬季攻势的重大胜利，为东北战场上的战略决战准备了条件。
    (三)
    在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开始时，我军举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在这种形势下，敢不敢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如何进行战略决战，成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和林彪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斗争的焦点。
    我军的战略决战，是在毛主席的战略思想的指引下进行的。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关于
    九月会议的通知》、《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和《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等重要著作中，不但为我军制定了战略决战的总任务和总方针，而且对三大战役分别规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一九四八年九月，规定我党在军事方面的总任务是：“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一
    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歼敌正规军共五百个旅（师）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个旅左右），歼敌正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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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七百五十万人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同年十一月，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毛主席进一步提出：“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毛主席提出的这个战略计划，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斗争的成果，是敢于革命、敢于胜利的无产阶级战略思想在军事上的体现。
    战略决战是实现我党的上述战略目标的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毛主席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加速中国革命的步伐，决定从-一九四八年秋季开始进行战咯决战。当时，解放战争正进入第三个年头。在过去的二年中，我军歼灭了敌军二百六十四万人，使敌人的兵力进一步削弱，迫使敌人不得不改全面防御为重点防御。在失败气氛的笼罩下，敌人内部派系矛盾更加严重。蒋管区人民反对蒋介石政府的斗争风起云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已摇摇欲坠。在斗争中，我人民革命力量越战越强，我军总兵力已达到二百八十万人，部队的士气和现代军事技术水平都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国民党军队已下降到
    三百六十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只有一百七十余万人。解放区已扩大到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和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但是，这时敌军在数量上还多于解放军，敌人还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三分之二的人口。在这种情况下，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人的强大集团，敢不敢夺取更大的胜利，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上的重大问题。就在这时，国民党一九四八年八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提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至十月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也作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在这种军事形势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战略收缩，把主力撤至关内或江南，使我们失去时机，从而增加尔后作战的困难呢？还是在敌人还未决策逃跑之前，当机立断，组织战略决战，就地各个歼灭敌人的强大集团呢？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又一次打破军事常规，在我总兵力尚少于敌军时，就毅然地抓住了战略决战的时机，亲自领导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在战略决战的伟大时刻快要到来时，林彪又一次暴露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可耻面目。他总是过高地估计敌人的力量，看不见我军和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敢进行战略决战，不敢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在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中，林彪一再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只是在毛主席、党中央坚决纠正了林彪的错误，战胜了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后，才取得了这两大战役的胜利。
    根据全国和东北的战局，毛主席决定战略决战首先从辽沈战役开始。当时敌人在战略上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城市的时间，牵制东北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军又准备把东北驻军撤至华中地区。如果我军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傅作义、卫立煌两大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把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敌军迅速撤退，而实现战略收缩。因此，东北战场成了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而在东北战场上，我军不但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也占有优势。东北根据地已连成了一片，论经济在全国各解放区中占首位。东北我军已有主力部队七十万人，地方部队三
    十万人。而国民党只有正规军四十八万余人，分别困守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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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军完全有把握将东北敌军就地歼灭。这样，既可粉碎敌军向关内收缩的企图，又可以使东北我军转入关内作战。因此，毛主席关于首先在东北战场举行战略决战的决策，是通观战略全局而投下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着好棋。可是，就在这个唯一的我军在兵力上也占优势的东北战场上，林彪却不敢进行战略决战。他把主力留在长春地区，反对南下北宁线作战，其实质就是害怕在东北首先进行战略决战，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
    按照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辽沈战役的中心一环是集中我军主力于锦州、山海关、唐山
    一线，特别是尽快攻克锦州。锦州至山海关段上各点敌军孤立分散，攻歼取胜比较确实可靠；攻占锦州可以封闭敌军逃回关内的退路，有利于各个歼灭孤立于长春、沈阳之敌；并且有可能吸引长、沈之敌来援，我军可以“攻锦打援”，在运动中歼击援敌；还可以实行中间突破，使卫立煌、傅作义两集团互相孤立，而且控制了北宁线十分有利于我军尔后向两翼机动作战。因此，毛主席在给林彪的指示中，特别强调要“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但是，林彪十分害怕在东北就地全歼敌军，相反却安图放跑敌军。在战役开始前，他坚持以主力攻打长春，而实际上又不敢真正打长春，拒不执行毛主席南下北宁线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对此进行了多次的批评。
    九月七日，毛主席再次向林彪强调了“置长、沈两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的方针。经过毛主席的反复批评后，林彪才不得不于九月上旬部署部队自长春地区南下。
    北宁线作战开始后，林彪仍然滞留于哈尔滨，根本没有坚决打下锦州的决心。而在攻锦战役部署已经就绪的时间，他对抗毛主席关于坚决打下锦州，全歼范汉杰集团的作战方针，时而想打承德和山海关，时而又想抽调主力去打长春。这些错误主张，被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及时严令制止。锦州作战开始以后，林彪仍然把南线敌情看得十分严重，顾虑重重，动摇犹豫。毛主席又连续致电，再三告诫林彪不应动摇决心，必须“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由于毛主席的英明指挥，纠正了林彪的错误，我军在十月十五日解放锦州。这时，盘踞沈阳地区和进至辽西的敌军，准备逃跑，而北宁线已被我军切断，营口便成了敌人逃向关内的唯一道路。为了封闭敌人逃跑的通道，就地全歼东北之敌，毛主席先后七次急电林彪，令其以足够兵力阻敌南逃，并迅速控制营口。但是，由于林彪置毛主席的指示于不顾，不派兵堵塞营口，致使敌人一个军部、一个师部和三个团得以从营口入海逃跑。辽沈战役在毛主席的指挥下获得了伟大胜利，解放了全东北，歼敌四十七万。这时，敌我军力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敌军总兵力降为二百余万人，我军则增至三百万人。“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根据军事形势的这个重大变化，毛主席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加紧步伐，为“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民主的人民共和国”而斗争。为此，毛主席、党中央决定立即发起平津战役。
    当时华北战场的敌军，受到辽沈、准海两大战役我军所取得的胜利的震撼，已成惊弓之鸟。敌军龟缩在张家口、北平、天津、塘沽一线，企图从海上南逃或向绥远西窜。因此，能否稳住敌人，使其无法逃窜，是我军实现就地歼灭该敌的关键。在这种情况下，是迅速完成对华北敌军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予以全部就地歼灭，还是拖延战略决战的步伐，纵敌南逃西窜，这就构成为平津战役中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中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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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为实现就地全歼华北敌军，作出了一系列英明决策：命令东北我军以最快速度秘密入关，从热河境内出冀东，首先包围天津、塘沽、芦台、唐山之敌，切断敌人从海上南逃的退路；指示华北两个兵团集中主力于平绥线上，将敌军分别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两地，切断敌西窜的通道，并暂时不打新保安之敌，以便吸引平津之敌不好定下从海上逃跑的决心；此外，还对淮海前线和太原前线的我军，作了相应部署，以麻痹平津之敌。实现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我军就能出敌不意地对华北敌军实施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置敌于死地，从而大大加速战略决战和整个革命战争的胜利进程。
    但是，林彪根本不想就地全歼华北之敌，而是妄图纵敌南逃。从这出发，他一再对抗毛主席关于平津战役的战略部署和作战方针。毛主席在辽沈战役刚结束时，就指示东北我军主力早日入关，包围津、沽、唐，但林彪以种种借口拖延时机，迟迟不动，妄图把平津之敌放跑。经过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三令五申，林彪才勉强同意部署东北主力入关。毛主席指示东北我军入关不走山海关，而以荫蔽、迅速的行动由热河出冀东。但林彪却命令后尾
    三个军经山海关前进，暴露军机，企图以此吓跑平津之敌。毛主席明确规定战役第一阶段应首先包围津、沾、唐，与向张家口、新保安急进的华北我军一道完成对平、津、张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实行“隔而不围”和“围而不打”，“以待部署完成之后各个歼敌”。而林彪却提出要打南口之敌的错误主张，企图把南口以东之敌赶跑到天津、塘沾。总之，在平津战役中进一步暴露了林彪反对战略决战，不敢歼灭敌人，纵敌南逃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由于毛主席为平津战役制定了完全正确的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纠正了林彪的错误，人民解放军才取得了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
    米
    东北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彻底剥开了林彪所谓“天才军事家”、“常胜将军”、“正确路线的代表”的画皮，证明了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在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他在军事上实行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在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时，林彪按兵不动，实行军事上的保守主义。当战略决战的时机到来时，林彪反对战略决战，对抗毛主席关于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战略部署。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这几个关键时刻的表现，完全说明了他所推行的是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一定的军事路线是由一定的政治路线决定的，并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推行的右倾军事路线，是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在军事上的表现。它的罪恶目的，实质上就是反对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推迟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进程，阻挠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武装夺取政权，妄图延缓蒋家王朝的灭亡，将历史的车轮拉向后转。这条路线反映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利益，适应了美帝和蒋介石的需要。在这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进程中，由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全党全军占统治地位，正确路线深入人心，因此，林彪的阴谋终究不能得逞。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东北广大军民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使东北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今天，在批林批孔运动不断深入的大好形势下，进一步批判林彪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思想，将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更自觉地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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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伯达尊孔反共的一生
    程皋
    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是一个言必称孔孟的尊孔派，又是一个颇有些洋奴气味的人物。“同气相求，同明相照”。王明、刘少奇、林彪之流要推行机会主义路线，必然要找陈伯达这样的“黑秀才”，而陈伯达也正是依靠反动的孔孟之道和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那票赌注，到处钻营，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政治赌棍。研究一下陈伯达，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孔孟之道是如何为机会主义路线服务的，从而认识批判机会主义路线必须深入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的道理。
    陈伯达从开始他的政治生涯的时候起，就是以一个孔孟的信徒的面貌出现的。他生长在一个所谓“四代书香”门第的破落封建官僚家庭，家中还出了几个象范进、马二先生那样的儒家之徒。在这样的“书香门第”中，他从小深受反动的孔孟之道的熏陶。早在一九二四年，当他还只是二十岁上下的青年时，就在一篇《原意志》的黑文中，为孔孟摇唇鼓舌，竭力吹捧他们是什么“宇宙间之伟人”，说“孔孟宁被人目为迂阔，而终说仁义”，其举动“不啻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海可枯，而志不可夺，山可移，而志不可变，钱塘江潮，不及其壮，昆仑山峰，不及其高”。陈伯达在把孔孟之流大大吹捧一番之后，紧接着就表明自己的心迹：“吾人既生为人类中之一员，无有不可成为宇宙间之‘伟人'者”。真是一个“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陈伯达的所谓“原意志”，就是要做孔孟的忠实信徒，做孔孟那样的“先哲”、“伟人”。无怪乎他后来动不动就是什么“先哲”、“天才”，俨然装出一副老夫子的样子，原来他早就想做孔夫子第二了！
    思想上的尊孔复古，必然伴随着政治上的反动。陈伯达这个心怀个人野心的人，是决不甘于默默无闻地做个“小小老百姓”的。他到处投机，拼命往上爬。就在发表《原意志》之类的尊孔文章后不久，他参加了国民党，并成为国民党右派的一员。他大写反共文章，恶毒谩骂共产党是“妖怪”，是一群“盲目胡言，自送死地”，“走入迷路的糊涂虫”。陈伯达此时发出的种种反动叫嚣，当然还说不上什么新创造，因为此时他还不是国民党右派中的什么举足轻重的风云人物，而只不过是跟在胡适、蒋介石屁股后面鹦鹉学舌，鼓噪一番，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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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以此博得蒋介石之流的青睐，实现自己向上爬的野心。
    一九二七年，陈伯达这个国民党反共分子，竟摇身一变，钻进了共产党。陈伯达带着反动的孔孟之道这种肮脏的东西混入革命队伍，又长期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因此他虽然满口马列主义的词句，却终究掩盖不了他的庐山真面目。他总是一有机会就宣扬他那套破烂货，妄图用那套反动的东西来改造党、改造中国。这样，就决定了他不能不“脚踏两头船”，始终与党格格不入，而与党内那些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则是一拍即合，配合得十分紧密。
    陈伯达这个“天才理论家”，是在王明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时期崭露头角并得到重用的。那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之时。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面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一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路线。但是，蒋介石这个以反共起家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却请出了孔老二的亡灵，妄图用反动的孔孟之道来麻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实行其“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投降卖国路线。他竭力提倡尊孔复古，叫嚣什么：“盖欲为共产主义根本之铲除，非提倡固有的道德智能，不足以辟邪说而正人心也”。这时，叛徒王明也从极“左”跳到极右，反共投敌配合蒋介石的反革命政治需要，狂热地鼓吹孔孟之道，大肆宣扬蒋介石搞的那套孔孟的“四维八德”。王明胡说什么“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共产党要继承“孔孟学说”，并且叫嚷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同样是黄帝的子孙和后裔”，是中国“优秀进步青年的总汇”。他还借口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完全取消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原则，提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阶级投降口号，推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在这尊孔卖国之声甚嚣尘上的时候，陈伯达这个满脑袋孔孟之道，并且从孔老二那里学会了“待价而沽”的政治赌棍，迫不及待地跟着跳了出来，抛出了“哲学的国防动员”的右倾投降主义口号，大肆鼓吹“不分界别、不分阶级”，“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新启蒙运动”。同时，又紧密配合蒋介石推行法西斯主义的所谓新生活运动，炮制了充满孔孟之道的《新人生观的创造》这本黑书，给蒋介石的反共卖国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帮了大忙。而陈伯达自己也因此一登龙门，身价十倍，真的开始以“天才理论家”的面貌出现了。
    打从这以后，你看他一动口，一写文章，都是什么“新创造”，什么“启蒙运动”，“开发民智”，等等。在陈伯达的心目中，广大的中国人民都是愚昧无知的“群氓”，只有王明这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和他这个做梦也想当孔夫子第二的“天才理论家”，才能拯救民族危亡。但是，一打开陈伯达所写的那些黑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所谓“国防哲学”和什么“新人生观的创造”，宣扬的尽是反动的孔孟之道和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那套破烂货色。陈伯达鼓吹什么“新文化的果实”是“我们的先哲”“建造”的；什么古代圣贤是“最热爱自己的祖国而亲与救国事业，身经无数忧患而百死无悔”，“中国民族有这样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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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上的圣贤，不但为我们祖国河山生色，而且也正是我民族长存至今之重大的因素”；甚至说什么孔老二的“旧爱国思想在今日的爱国运动中，有了自己的意义”。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中，陈伯达如此吹捧孔孟，不是为了别的，就是要人们把王明、蒋介石，还有他这个“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当成孔孟那样的“伟人”而崇奉着。不仅如此，陈伯达还专门把国民党的“党国要人”吴稚晖、戴季陶、托派文人陶希圣、大汉奸陈公博、买办祥奴胡适等人的名单-一一开列出来，说他们是“民族灵魂”，是“启蒙大师”；只有依靠这些人去“开发民智”，才能“发聋振瞶”，“唤醒四万万同胞起来保卫我们垂危的祖国”，取得抗战的胜利。
    这些人难道真是什么“民族灵魂”吗？完全是在胡说八道：孔孟之道是卖国之道，儒家之徒从来就是卖国的叛徒。历史证明：陈伯达所吹捧的这批当代的儒家之徒，包括他自己在内，是一小撮民族败类。他们出卖中国人民的灵魂，信奉日本法西斯的“大和魂”，妄图用反动的孔孟之道来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陈伯达要我们党“打破关门主义的门户”，其目的就是要我们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放弃独立自主的原则，跟着蒋介石一起搞反动的孔孟之道，搞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跟着蒋介石一起去投降日本帝国主义。
    陈伯达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配合国民党顽固派的“收起”共产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的反革命叫嚣，鼓吹要“废止思想上外来的权威”。他叫嚷什么：“思想应该从外来的权威独立起来。一切关于思想的外来镣铐（物质的镣铐），都不应存在。”陈伯达真的要废止一切“思想上外来的权威”吗？没有那回事。他要废止的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至于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但不想废止，而且加以肉麻的吹捧。他早在一九三三年写的《论谭嗣同》这本黑书中，就大肆鼓吹帝国主义“侵略有功”，胡说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从顽固死寂的状态中解放出来”。一九三九年，他又在《新人生观的创造》一书中，宣扬什么“东方沐浴了欧风美雨，又继续发挥了古代的、中古的以及从西方来的文明，东方又成为先进的了”。陈伯达这个孔孟的信徒，这个“真正国粹的保存者”，如此歌颂帝国主义侵略，这不有点奇怪吗？一点也不奇怪。尊孔必然卖国。在近代，孔孟之道同帝国主义是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了文化上的反动同盟。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总结了“五四”以来政治思想战线上的斗争的历史经验，深刻地指出：“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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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痛斥了党内外的尊孔派，是对王明、陈伯达这批现代儒家的最深刻的批判。陈伯达的所谓“国防哲学”、“新启蒙运动”，就是要用帝国主义文化和反动的孔孟之道来反对中国的新文化，反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由此可见，陈伯达的“国防哲学”，就是国民党哲学，孔孟哲学，它是直接为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为蒋介石的卖国投降路线服务的。
    搞投机钻营的政治赌棍，总是今儿投靠这个，明儿又投靠那个，他觉得谁对他有利，他就往那里下赌注。陈伯达与党内另一个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彭德怀的勾结，就是这样。“相逢何必曾相识”。彭德怀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也大谈什么人与人之间要“发扬互爱、互敬、互助，‘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人要有高度的同情心，这些都是博爱精神，也就是民主精神”。当然，要论鼓吹这类孔孟之道的资历，还得推陈伯达领先。这个“天才理论家”早在
    一九三九年就叫嚷：“从来人们都把‘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看成…极高的‘忠恕之道’，应该还进而是‘人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我们就把儒家所代表的封建社会美德转变为极高的人类美德，而且在哲学上恰是由唯心论转变到唯物论”。在这里，彭德怀和陈伯达两人一搭一配，一吹一唱，一同走在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上。
    彭德怀、陈伯达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反动教条；说成是人类极高的美德，这完全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阶级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只有己所不欲，要施于人，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己所不欲，施于人”。彭德怀、陈伯达在抗日战争时期鼓吹孔孟的这一套东西，就是为了投降蒋介石，投降日本帝国主义，搞修正主义的所谓“阶级互助”。陈、彭两人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仍然拿出这套破烂货来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陈伯达就参与了彭德怀的“军事俱乐部”，同彭德怀
    一起重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滥调，打出“为民清命”的旗号，恶毒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从而进一步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真面目。
    至于陈伯达追随刘少奇、林彪，积极用孔孟之道为这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头子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服务，这更是尽人皆知的。陈伯达和刘少奇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共同鼓吹孔孟之道，为王明路线摇旗呐喊。刘少奇的黑《修养》同陈伯达的《新人生观的创造》，都是在
    一九三九年炮制出来的，它们是孔孟之道这根黑藤上的两个毒瓜。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陈伯达紧随刘少奇，长期为刘少奇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出谋划策。一九六二年，刘少奇再次抛出的那本用孔孟之道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黑《修养》，就是由陈伯达积极帮助整理和修改的。陈伯达对叛徒、卖国贼林彪更是“集中投资”，跟得很紧。林彪反党集团的那些什么“设国家主席”的政治纲领和称“天才”的理论纲领，差不多都是陈伯达根据反动的孔孟之道参与炮制出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林彪也就特别重用这个董仲舒式的“黑秀才”、“天才理论家”。这些孔孟的忠实信徒紧密勾结，狼狈为奸，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但是，就在他们野心勃勃，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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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样“决定性的话”的时候，也就宣告了他们的反革命阴谋的总破产。林彪“天马行空”，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沙丘上，陈伯达也从反革命顶峰上跌落下来，成了一只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从陈伯达追随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尊孔反共的一生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不论是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内都存在激烈的路线斗争。儒家的思想，是历来没落的反动统治阶级用以反对革命，阻挡社会前进的破烂思想武器。无产阶级在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中，地主资产阶级总是要拿起这个破烂的思想武器来反对无产阶级。这种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多年以来，党内已经出现了陈独秀、瞿秋白、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这样一些用孔孟之道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今后只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仍然要继续进行下去，批孔的斗争也同样要继续下去。
    党内的尊孔派，就是党内的机会主义者。这些人为什么会那样崇拜孔老二这具政治僵尸？这是因为他们都是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要复辟资本主义，就要反对马克思主义。用什么武器去反对呢？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异常软弱，在思想上和文化上没有也不可能建立足以取代封建文化的思想体系，因此，他们要反对马克思主义，就只好乞灵于反动的孔孟之道。他们推行的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思想理论基础，就是孔孟之道。正因为如此，我们批判机会主义路线，批判修正主义，就一定要批孔；不批孔，就不能彻底批判机会主义路线，就挖不掉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老根。
    由于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奉孔孟之道的，因此，他们要搞修正主义，就一定要寻找那些孔孟的信徒作为他们的“黑秀才”、“理论家”。陈伯达之所以能在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之间左右逢源，成为王明、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都用得着的人，就是因为他早就是一个尊孔反共分子。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们正是需要这样的人作为贩卖孔孟之道的吹鼓手，为他们制造反革命舆论。同样，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也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建设，加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无产阶级有了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有了一支强大的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军队，就能有效地反对修正主义，就能用马列主义占领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只有这样，才能把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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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工作中两条路线的斗争
    延
    风
    “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注释工作作为文化工作的一个方面，从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回顾一下在注释工作上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对于我们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搞好法家著作的注释出版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自从地主阶级专政得到确立和巩固以来，随着地主阶级历史地位的不断变化，孔学逐步被拾上了“独尊”的地位，注经工作也就成为被他们予以高度重视的“盛事”。剥削阶级固有的保守性和反动性要求他们把孔孟之道神圣化、偶象化，奉为万古不变的教条；而阶级斗争的发展，地主阶级日益走向腐朽和没落，又要求他们不断对孔孟之道进行修补、加工和改造，使孔孟之道更加适应现实的政治需要。以“述而不作”为特点的注经，就最适合于达到这样的目的。历史上的所谓“儒学大师”们，从董仲舒到程颐、程颢、朱熹、王守仁，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通过注经来建立他们自己的反动思想体系的，这是我国儒学发展的一个特点。
    董仲舒掀起“独尊儒术”反动逆流的代表作《春秋繁露》，就是注经。在董仲舒所处的时代，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即地主同农民的矛盾正在日益加深。地主阶级面临着农民起义的威胁，不仅要加强暴力镇压，还需要加强思想上的欺骗。董仲舒正是通过注释孔丘的反革命变天账《春秋》，建立了“天人感应”的反动神学体系，把没落奴隶主的孔孟之道改铸成为封建的意识形态。象《春秋》一开头就是“春王正月”四个字，孔丘在“正月”前面加上“王”字，是强调奉行周天子的历法，借以维护日趋没落的周朝奴隶主头子的权威。董仲舒便抓住这四个字大作文章。他说，这四个字的次序都是有深奥道理的。“正”字放在“王”字的后头，“王”字放在“春”字的后头，这是因为，“春”是天的行为，“正”是王的行为，王“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这就是“王道之端”。(《贤良对策>)《春秋》上这半句话经过董仲舒这么一“注”，居然就成为董仲舒炮制“君权神授”的反动理论的依据了。董仲舒还对《春秋》记载的天象变化和自然灾害，用他的反动神学观点进行解释，使他的“天人感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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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更加系统化和合法化，成为两汉流行一时的谶纬神学的祖宗。
    经过董仲舒加工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为地主阶级的统治思想，有一·个发展过程。汉武帝时，葷仲舒这一套是吃不开的。昭帝、宣帝虽然也还仍然推崇法家思想，但儒家思想又有了进一步拾头。汉宣帝在他晚年的时候，于甘露三年（公元前五十一·年）召开了“石渠阁会议”，“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这次会议领头的儒生，就是汉元帝的师傅，那个开口“周礼”、闭口“古制”的复古迷萧望之。所谓“讲五经同异”，实际上就是通过统一儒家经典的解释来统一儒家学派的思想，为地主阶级公开打出“尊儒反法”旗号作舆论和组织推备。汉元帝执政，儒家思想正式居于统治地位，经学博士一下子从二百人增至一千人，注经更是成了一桩时髦的事业。他们“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汉书·艺文志)。有个叫秦近君的儒生，解释“尧典”这两个字，就写了洋洋十万言。（桓谭：《新论》）这种烦琐哲学的大竞赛，连统治者自己也感到是场灾难。王莽时有个博士弟子郭路，为了删节注文，日夜苦思，竟至累死在灯下。（王充：《论衡》）
    反动的儒家思想不能不遇到法家思想的抵抗。为了对西汉末年以来法家学派对谶纬神学的批判发动反攻倒算，东汉章帝又在建初四年（公元七十九年）效法“石渠阁会议”亲自召集了“白虎观会议”。汉章帝在下令开会的诏书中说：“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后汉书·章帝纪》)，说明会议的目的是进一步反法尊儒，推行儒家路线。建议开这个会的儒生杨终，是个大肆攻击秦始皇，主张放弃我国北方和西北方大片领土，撤销边备，投降匈奴的反动家伙。他在奏折中说：“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后汉书·杨终传》)原来，注释内容的恶性膨胀，并不能使儒家学派有效地战胜法家学派，反而“异端纷纭，互相诡激”(<后汉书·郑玄传>)，造成了儒家学派内部的思想混乱。他们需要有一个“侧”，即统一的注释标推，这就是董仲舒对儒家经典的解释。会开了一个多月，“诸生诸儒”“讲议五经同异”，最后汉章帝亲自出马，“临制称决”(《后汉书·章帝纪>)。会议的文件由班固编写成《白虎通义》，就是饮定的“儒家注释手册”。儒生们管它叫“国宪”(《后汉书·曹褒传》)，说明董仲舒的反动思想体系已被抬上了国家根本大法的地位。
    神学说教在哲学上毕竟是粗糙的、无力的。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农民反抗日益高涨，封建统治阶级又需要有一种更精致、更富于欺骗性的哲学来加强思想统治。程顾、程颞颢和朱熹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建立反动的程朱理学，也是采取注经的方式。朱熹按照道学家的观点编辑、注释儒家经典，首先选出各个道学家系统的注，编为“精义”，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加上自己的解释，编成《四书章何集注》。特别是朱熹通过对《中庸》的逐章逐句的解释，竭力对“中庸之道”进行加工、改造和发挥，把“中庸之道”提高到“孔门传授心法”(《中庸章句序》)的地位。他着重发挥了“中庸”鼓吹矛盾调和折中的哲学内容，鼓吹“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义”，“不偏不倚”、“执其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等等，把当时农民革命和地主阶级革新派的变法说成是“不和之甚”（朱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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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庸》)，充分暴露了朱熹注经的反动政治目的。朱熹在注《大学》时，甚至借口原文亡缺，“窃附己意，补其阙略”(《大学章句序>)，干脆动手“补”了一百五十个字，集中论述他“致知在格物”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陆九渊曾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十
    四)，道破了他们的注释方针，只要能够符合反动的政治需要，他们是爱怎么注，就怎么注的。
    朱熹等人的注经，同董仲舒的注经尽管形式上有些不同，但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沙滩上的。面临着地主阶级日益深重的思想危机，那些儒家信徒只好用注释来拚命扎篱笆，补漏洞，因而那些儒家的注本，无一不是“本末释过了”，“又释本末”，眉批加过了，又要“眉下添眉”（李贽：《四书评》），有了“注”还不够，还要搞“注”的“注”，称之为“疏”。注、疏、训沽、考证加起来，往往数十倍乃至数百倍于原文。清朝中叶，有人把清初至嘉庆年间的各种经学注本搜集起来，编了一部书，叫《皇清经解》，共一百八十八种。清朝末年，又有人编了一部《皇清经解续编》，共二百零九种。两部书加起来，将近三千卷，足足可以塞满一屋子。这些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注经本，活现出反动地主阶级在理论上百孔千疮、东修西补的狼狈相。正如毛主席指出的：“烦琐暂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
    与儒家按照反动统治阶级政治需要进行注经相反，法家则通过注释工作来为他们要求革新、要求前进的政治路线服务。曹操注释法家著作《孙子兵法》，就是站在地主阶级革新派的立场上，总结了前人和自己的军事斗争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法家的军事理论，用以指导自已统一中国的斗争。还有些进步思想家，则是采用注释儒家经典的方式，对孔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李贽就是这样。按照当时的传统，对《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是只能用注、疏、诂、解等提法的，李贽却大胆地写了《四书评》，这本身就表现了反传统精神。这本书有不少地方对孔孟这些“大圣人”进行了辛辣的挖苦和嘲笑。法家和进步思想家对孔学的批判，不同程度地揭露了封建社会腐朽没落的现象，是有进步意义的。
    如果说，作为上升时期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前期法家，由于他们是生气勃勃的革命者，完全可以独立地公开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并不需要采取注某一部经典的办法来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那么，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地主阶级尊法反儒思潮江河日下，一些法家人物为了给自己的理论和政见争取合法地位，也往往要借助于注释儒家经典的方式，这正反映了他们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例如王安石，他一方面勇敢地“黜《春秋》之书”，但又不可能将儒家经典全部踢开，只是将“先儒旧注废弃不用”，选了《诗》、《书》、《周礼》这三部书用法家观点加以注释，称为《三经新义》。正如！王安石所说，他注这些书是为了“立政造事”(《周礼义序》)的需要，也就是要为他的新法提供“固已合乎先王之政”(《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历史依据。就拿《周礼》中“均齐天下之政”这句话来说，原讲的是小奴隶主向大奴隶主贡献财物时，要参照土地的肥瘠条件均匀负担。王安石注释时却借题发挥，抨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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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赋税政策上“远近多寡之不均，先后缓急之不齐”的现象，实际上是为自己推行反对大地主兼并的“均输法”作护法。王安石的这种做法，自然遭到了儒家学派和大地主顽固派的猛烈攻击。苏轼在为皇帝写的敕文中，就说王安石“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秕糠百家之陈迹，作新斯人”(《王安石赠太傅救>)。朱熹也凭着他的反革命嗅觉，攻击王安石“逞其私智，尽废先儒之说，妄意穿凿，以利诱天下人而涂其耳目。”(《论语要义目录序》)从儒家对王安石的攻击中，清楚不过地证明了王安石的注释工作，正是为他推行革新的进步路线服务的。
    儒法斗争继续了二千年，一直影响到今天，注释工作中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也一直继续到今天。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卖国贼林彪，不就纠集了一伙人，拚凑什么“四书集句”吗？这个不读书、不看报、什么学问也没有的大党阀、大军阀，不是也假装斯文，注起经来了吗？什么“恕”是“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的“儒家原理”什么“仁”、“智”、“勇”是“团结”、“斗争”、“唯物论”，充分暴露了他赤裸裸继承封建糟粕，妄图用儒家反动思想冒充马克思主义的险恶用心。今天，盘踞在台湾省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面对着工农兵批林批孔的强大声势，也惊恐万状地叫器要“整理孔孟学说”，印行儒家经典注本，以“全力推广尊孔运动”。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现实无不告诉我们，决不能把注释工作仅仅看成是出几本书的业务问题，决不能对注释工作中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掉以轻心。
    现在，一场以工农兵为主力军的注释法家著作、总结儒法斗争和阶级斗争历史经验的运动正在蓬勃兴起。这是批林批孔运动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上层建筑领域革命的一项重大任务。历史上，儒家的注释，只是对他们的反动理论进行加工和修补；法家的注释，无论是批判儒学还是阐述法家学说，也受到当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今天无产阶级则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做好法家著作的注释工作，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正确地吸取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这就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法家的进步作用给予必要的历史的肯定，对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应从历史条件加以分析和说明。这就需要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注释工作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现实斗争服务，为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服务。这就需要提倡老、中、青三结合和工农兵、专业工作者、领导千部三结合，把注释工作同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结合起来。这就需要坚持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可以预料，这项工作对于深入、普及、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发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用马克思主义占领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法律等在内的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将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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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剥开《女儿经》的反动画皮
    上海第三十棉纷织厂织布车间乙班党支部
    我们班一百十多个工人，女工就有九十六名。在深入批林批孔的过程中，我们组织工人同志对宣扬孔孟之道的《女儿经》开展了群众性的批判。
    《女儿经》是封建统治阶级用来训诚妇女的一个通俗读本。它虽然短短不过五十三句，一千来字，却浸透了孔孟之道的毒汁。它对广大劳动妇女，从早到晚，从小到老，从头到脚，里里外外，一言一行，设置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这些东西，象恶狼似的扑向广大劳动妇女，又象千万条绳索把广大妇女勒得喘不过气来。工人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薄薄
    一本《女儿经》，精神枷锁重千斤。《女儿经》是骗人经，《女儿经》是吃人经。”
    《女儿经》流传的版本各种各祥。究竟最先出自哪一个反动儒生的手笔，已无从查考。从它那套“男尊女卑”、“男主女从”、“三从四德”的反动说教的内容来看，真正的发明权应属于二千多年前的孔老二。
    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反动思想家孔丘，为了维护风雨飘摇之中的奴隶制，在炮制一整套为“克己复礼”服务的反动说教时，就专门抛出了敌视劳动妇女的谬论。孔老二说：“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认为妇女象奴隶一样卑贱，最难对付。《女儿经》上说的“女儿家，最难化，须要从小教到大”，同此如出一辙。孔老二还提出了“男女有别”的反动口号，强迫广大劳动妇女自认低下，甘作奴婢。《女儿经》上说的“女人不与丈夫齐，百凡事体须卑顺”，就是这个意思。以后封建社会的反动儒家，进一步发挥了孔老二这套反动说教。从汉代的孔门恶狗董仲舒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到宋代理学家程顾的“俄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有一条又粗又毒的精神锁链，把广大劳动妇女拖进了人间地狱的最底层。《女儿经》则是把历代儒家的礼教教条进一步通俗化了。它流传愈广，流毒也就愈深。
    《女儿经》为“男尊女卑”立下了许许多多苛刻的条规，什么“女儿家，有三从，在家从父配良姻，嫁出从夫当和唱，夫死从子莫胡行”啦！什么“女儿家，有四德”，“礼义廉耻不可失，一动一静俱有程”啦！妇女的地位低下到简直没有半点人身自由。在孔孟之道和《女儿经》的毒害下，吞噬妇女的细菌无孔不入，飞到哪里，就把劳动妇女吃到哪里。在万恶的旧社会，真不知有多少劳动妇女成了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说起封建礼教的毒害，老年女工的苦水吐不尽。她们说，旧社会“妇女不如一根草”。那个时候，社会上流传着许多鄙视妇女的话。什么“牛粪沤土不壮，妇女讲话不当”、“糯米不是米，女人不算人”；什么“嫁鸡跟鸡飞，嫁狗随狗走”、“死了媳妇倒爿墙，死了儿子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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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说一千，道一万，如女不如男子汉。我们班上有位已经退休的女工，在旧社会二十七岁死了丈夫。她为了尽孝守节，一个人拖儿带女，挣扎在生死线上。这应该说是符合封建礼教了，可是吃人的旧社会没有劳动妇女的立身之地。不久，接连发生了几次抢寡逼亲的事。她害怕改了嫁被人讥笑“不贞”，不改嫁又活不下去，最后只得逃来上海做小工。真是逃出虎口又进了狼窝，在厂里受尽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剩削。这位退休女工的遭遇，是旧社会千万个苦难妇女的缩影。许多女工摆出了一桩桩血泪史，一件件辛酸事，对《女儿经》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愤怒的控诉。
    《女儿经》不仅立下了许多“男尊女卑”的条规，而且还竭力宣扬“阶级调和”等黑货，反对广大劳动妇女参加阶级斗争。《女儿经》说什么“大伯伯，二叔叔都是自家亲骨肉”，“大家好好过时光”。我们工人同志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了这套反动说教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在有阶级的社会，“绸不搭布，穷不搭富”，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就好比水与火，两者根本不相容。即使是“大伯伯”“二叔叔”，因为阶级地位的不同，也决不会有什么“骨肉亲”。我们班里有个贫农出身的女工，十六岁那年，经她当包工头的伯伯介绍进纺织厂广做了包身工。侄女本是“自家亲骨肉”，可是，她借住在伯伯家里，吃的是残羹剩汤，睡的是弄堂过道，每天在厂里劳动十几个小时，回去还要做帮佣。好不容易熬到第三个年头，这位“亲伯伯”索性把她做包身工的全部血汗钱都敲榨了去，逼走她时还要算清三年的饭钱。可见，在阶级社会里，亲不亲，阶级分，从来就没有什么“骨肉亲”。
    所谓“大家好好过时光”，那也全是骗人的鬼话。我们厂的前身叫“仁德纱一”，资本家把“仁德”二字写上了招牌，挂在工人天天进出的大门口。但招牌毕竟只是招牌，资本家什么时候对我们工人讲过“仁”，讲过“德”呢？他们哪里肯让我们工人过一分一秒的“好时光”呢？那时纺织广的女工，满腹的苦水倒不完。资本家强迫我们仪八、九岁的女童工，去千那些体力不堪忍受的重活。在风雪交加的大冷天，资本家也不让工人吃一口热饭。女工一旦怀孕或者累坏了身子，就会被资本家一脚踢出厂门。我们许多老工人，在旧社会对那个“仁德”的滋味是尝够了的。可见“大家好好过时光”，无非是叫工人不要造反，妇女不要革命，让剥削阶级世世代代过“好时光”。
    《女儿经》还大肆鼓吹“无是非，是贤良”的中庸之道，要广大妇女脱离阶级斗争，去做
    一个“无是无非”的“贤妇”。它说什么“贤惠便是家中宝”，“张家长，李家短，人家是非我不管”。这明明是要！诱劳动妇女去做一个安分守己，逆来顺受，任凭反动统治阶级欺压剥削的驯服工具。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是”与“非”都是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有自己的“是”与“非”，剥削阶级也有自己的“是”与“非”，根本就没有什么“无是非”的“贤良”人，而只有不分是非的糊涂人。解放前，我们的女工冲破“不宜无事出房门”的禁令，同资本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解放后，我们女工在三大革命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们车间有个反革命分子，抗拒改造，安图翻案，恶毒咒骂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对这样的大是大非，我们狠狠地开展了批判斗争，就是要“管”。《女儿经》表面上讲的只是个妇女问题，实际上它远远超出了妇女问题的范围。妇女问题的本身，也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事实上，孔老二及其徒子徒孙骂妇女，都是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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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斗争联在一起的。孔老二说什么“男女有别，国之大节”，很明显，他是把“男主女从”作为治国治政的最高原则之一。历史上一些比较进步的思想家，也总是把反对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当作反孔孟的重要内容之一。明代的法家李贽，在英勇反孔和批判理学的战斗中，就驳斥了所谓“男子之见长，女人之见短”的陈词滥调，批判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封建礼教。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反孔运动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提出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主张，太平天国的妇女同男子一样分田，太平军内有女军、女将，朝内有女官，妇女和男人一样参加生产劳动，禁娼妓，禁缠足，废除买卖婚姻。这是一种比较朴素的妇女解放的思想。但是，妇女的真正解放，在任何剥削制度下是办不到的。正如列宁所说，私有制“使妇女处于受双重奴役的地位”(《论女工运动的解放》)。因此，真正能够把妇女从卑贱地位中拯救出来的，只有消灭私有制的社会主义。
    《女儿经》流传了那么多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女儿经》作了最彻底的批判。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发展，反过来也充分证明了妈女“是决定革命胜败的一个力量”的伟大真理。“中华儿女多奇志”，新中国妇女坚持斗争冲在前，能顶“半边天”。我们厂的女工，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涌现了一大批年青的女干部，光我们一个班，就向上级输送了五名女工，参加了各级领导班子的工作。现在全厂轮班的工长全部由女工担任，妇女在三大革命斗争中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作用和力量。这些铁的事实，也就是对《女儿经》散布的“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有力批判。也是对刘少奇、林彪一伙污蔑妇女“天生思想意识落后”、“只能料理家务”等谬论的有力批判。
    事实证明，孔孟之道阻挡不住中国革命妇女的前进步伐。但是，轻视妇女还是充分发挥妇女“半边天”的作用的斗争并没有结束。就象《杜鹃山》中的温其久用“一个女人治住了堂堂的七尺男子汉”的恶语来破坏革命一样，阶级敌人是决不会丢下孔孟之道和《女儿经》一类破烂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华小丑安东尼奥尼摄制的反动影片《中国》，就在妇女问题上大做反动文章。他采用卑劣的手法，用摄影机长时间跟踪一个老太婆小脚走路的情况，并用特写镜头如以突出，来丑化新中国妇女的形象，来丑化社会主义的中国。事实完全相反，两种社会两重天。因为有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妇女翻身当家作了国家的主人。现在我们班上的女同志，同男同志一起，积极参加三大革命斗争，投入批林批孔运动，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批林批孔当闯将，技术革新当尖兵，革命精神越振奋，生产面貌日日新。反华小丑安东尼奥尼，你怎么对这些镜头偏偏不敢拍呢？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剥开了宣扬孔孟之道的《女儿经》的反动画皮，进一步激发了广大工人同志抓革命、促生产的积极性。“中国革命的胜利解放了我们妇女，我们妇女要为中国革命的更大胜利作出贡献”。这就是大家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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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추中力
    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
    —学习《共产党宣言》的一点体会
    任
    菁
    从一七八九年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到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革命前夕的八十多年里，是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经历艰难曲折的斗争取代封建主义制度的时期。正当法国资产阶级在为建立和巩固自已的统治地位而英勇奋斗时，法国工人阶级已经以势如破竹的革命气概举行了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三四年里昂工人起义，以及一八四八年巴黎无产阶级
    六月起义。读一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研究一下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对于我们今天认识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与秦末农民起义的不朽功绩，是很有启发的。
    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无产阶级起义，其裉本原因是由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决定的。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但是，也必须看到：“两阶级的矛盾发展到了
    一定的阶段的时候，双方才取外部对抗的形式，发展为革命。”因此，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和封建势力及其残余作斗争的同时，又和资产阶级作斗争，是有一个过程的。
    和这个过程紧密联系的，是前进和倒退、革命和复辟的斗争。
    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主义制度，是历史上一个很大的进步。革命前的法国，是以国王路易十六为头子的波旁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上层贵族和高级僧侣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封建专制统治。法国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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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阶级顺应这股历史发展的潮流，领导了这场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但在革命过程中真正起着主力军作用的，却是法国的广大农民、工人和城市贫民。当资产阶级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时刻，是巴黎工人首先提出“消灭财主！消灭贵族！消灭投机商人！打倒神甫！”的口号；当封建贵族企图利用三级会议引诱资产阶级脱离革命时，是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奔向凡尔赛会场，支持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特权的正义要求，当波旁王朝梦想调集反革命军队扑灭革命烈火时，又是广大劳动人民挺身而出，把他们打得狼狈逃窜，并且于七月十四日清晨，在克服重重困难、经受种种牺牲后，攻克了巴士底狱这座象征着封建专制统治的顽固堡垒。一石激起千层浪。从巴黎掀起的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资产阶级政权相继建立，封建专制统治一朝覆亡。恩格斯说过：“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比封建主义制度要先进的社会制度。在这场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大革命中，参加革命的各个阶级都用各自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这场革命，并各自对这场革命寄托着自已的幻想。农民认为这场革命可以获得丧失了的土地，工人认为革命后所出现的将是平等的公社，而资产阶级想的却是用一种新的剥削制度去代替旧的剥削制度。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在当时还没有充分暴露，因此参加革命的各个阶级都抱着同样的热忱去推翻封建制度。这种情况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当一种生产方式处在自身发展的上升阶段的时候，甚至在和这种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方式里吃了亏的那些人也会热烈欢迎这种生产方式，”
    当一七八九年革命取得胜利后，刚刚嘉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大厦面临着封建势力复辟的危险。要巩固资产阶级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必须迎头痛击封建复辟势力企图开历史倒车的反动逆流，使革命“沿着上升的路线行进”。在巴黎人民攻克巴士底狱的隆隆炮声中上台的斐扬派，是与封建势力打得火热的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当它开始与封建势力妥协，包庇与纵容大批逃亡贵族、僧侣组织流亡“政府”的活动的时候；当它声称“共同的利益在于阻止革命”的时候，它很快就被人民轰下了台。紧接着斐扬派执政的是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派。它害怕革命的深入发展，惊呼“这次革命应该停止，否则它就会发生危险”，最后，由于它暗中勾结王党分子出卖共和国，组织反革命暴乱，随即也被人民抛到一边去了。在革命和反革命长期搏斗中掌权的雅各宾派，代表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利益。这个集团的路线比斐扬派、吉伦特派正确。它所采取的镇压叛乱、抗击外敌、无条件废除贵族一切封建权利等革命措施，是得到当时工农群众拥护的。当保皇党分子在各地发动叛乱时，城市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把叛乱镇压了下去；当国外反革命势力侵犯革命的法国时，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自愿参军，奔赴前线。这样，就使雅各宾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打垮了反法联军的包围，平息了封建势力的叛乱。应该指出，人民群众如此热情支持被尔后不少人称为“恐怖统治”的雅各宾专政，原因在于当时的资产阶级是生气勃勃的真老虎，它所推行的是一条正确的路线。这时，资产阶级为了荡涤封建专制制度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还“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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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任何一场大革命，只有在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的时候，前一阶段的革命成果才能得到巩固。资产阶级革命也同样是这样。它“为了取得即便是那些在当时已经成熟而只待采集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果实，也必须使革命远远地超出这一目的”。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作为一个剥削阶级，它是不愿也不能去夺取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的。雅各宾专政行使不到一年，就宣称：反革命复辟的威胁已经过去，“现在已无所谓能动公民了”。这时，它就由联合工农变为反对工农，进而把斗争锋芒指向工农。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比尔镇压代表小资产阶级下层群众利益的肖梅特、阿贝尔，就是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暂时同盟瓦解的一个标志。正是在这种情祝下，一七九四年七月，大资产阶级与保皇党沆瀣一气，发动了反革命的“热月政变”，把对资产阶级事业忠心耿耿的罗伯斯比尔送上断头台。过了五年，拿破仑发动政变，不久就宣布成立第一帝国。但这个资产阶级的皇帝没当上多少年，在欧洲反革命势力的联合进攻下，路易十八登上王位，波旁王朝终于在法国实现了复辟。革命的失败，往往会造成一系列的倒退，连前-阶段的革命成果也不能巩固。但同时它又往往成为新的革命的起点。当时封建势力的重新上台，就是使法国社会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
    二
    从整个人类发展的洪流来看，波旁王朝的复辟不过表明了“历史的发展是曲折的，迂回的”。在彻底战胜封建复辟势力，继续把革命推向前进的斗争年代里，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它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完成了单靠资产阶级根本不可能完成的粉碎波旁王朝复辟的任务。
    路易十八的复辟政权，是建立在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妥协的基础上的。这个反动政权用一条倒退、腐朽的路线代替了法国革命时期前进、革命的路线。它一上台，就疯狂地进行反攻倒算。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七万多个革命者被捕、被杀、被流放，并使法国“南方的居民淹没在深及膝盖的血泊中”。同时，它们大翻历史的案。路易十八就公然宣称：恢复旧贵族的头衔，确认新贵族的称号。继路易十八上台的查理十世，则宣布付给逃亡贵族千亿法郎的赔款，以补偿他们在革命时期被没收的土地。波旁王朝企图在法国重新建立封建专制统治的罪恶行径，打击了正在发展中的工业资产阶级，也加深了对工人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复辟时期，工人的工作时间每天平均长达十四至十六小时，所谓“工人身分证”法更是剥夺了工人阶级一切政治权力，使他们处于完全依附企业主和警察的地位。这种复辟封建制的倒行逆施，激化了这个反动政权同工人阶级的矛盾，也激化了它同资产阶级的矛盾及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
    阶级矛盾的激化，必然导致革命的兴起。这一时期中的无产阶级起义，具有其他阶级所不能比拟的伟大历史作用。
    面临着波旁王朝的复辟，工人阶级勇敢地发动了起义，它在把斗争锋芒直指封建复辟势力的同时，还狠很打击了资产阶级中那些与封建势力相勾结的集团和势力，从而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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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一八三○年七月革命推翻了反动的波旁王朝，建立了七月王朝。这个王朝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即金融贵族集团的专政。它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反对封建制复辟，但又把这场粉碎封建复辟势力的革命看成是“单纯的国家元首个人的更换而已”。这就决定了它缺乏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而是妄图使革命在中途遭到天折。它废除了路易十八的宪章，但把波旁王朝的国家机器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并宣称镇压工人运动的法令一概有效。工人阶级很快认清了七月王朝的阶级实质。他们说：“我们摆脱了世袭贵族的束缚，却沦于金融贵族的压迫之下。”正是基于这种状况，里昂工人毅然决然地发动了一八三一年起义和一八三四年起义。他们在“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的旗帜下，向七月王朝发起猛烈攻击。里昂工人在斗争中提出了建立共和国的要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工人们所憧憬的共和国只能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但这种要求彻底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口号，对于当时的金融贵族实行与封建势力妥协的君主立宪制的行为来说，无疑是一个直接的严厉的批判。它从一个侧面表明：当时工人起义的斗争锋芒直接指向了封建复辟势力残余和保护这种残余的金融贵族。至于奥地利帝国首相梅特涅，面临里昂的熊熊烽火，只得惊惶失措地写道：“我希望里昂事件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快快结束吧！”这桩事件证明：里昂工人起义是为当时国际上的封建贵族所共同感到胆战心惊的。
    一八四八年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意义也同样如此。二月革命推翻了反动的七月王朝，由此而建立起来的第二共和国不过是“复辟时期与七月王朝的综合”。它不仅不去彻底镇压反革命，反而联合地主、保皇派分子等一切右翼反动势力，多次制造事端，反对无产阶级继续把革命推向前进。特别严重的是，在临时政府举行的制宪议会选举中，复辟王朝的拥护若正统派，七月王朝的拥护者奥尔良派，相继沉渣泛起，一个个钻进政府机关。他们在国内向工人阶级步步紧逼；在国外则勾结沙皇俄国、奥地利封建贵族，支持反动势力镇压革命运动。这些反动措施，当然是工人阶级所不能容忍的。六月二十三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第一次针锋相对的战斗开始了。工人群众怀着“我们决不后退”的坚强信念，奋起冲击资产阶级的秩序，横扫一切政治垃圾，沉重地打击了波旁王朝复辟势力残余企图卷土重来的反革命计划。历史又一次表明：正是工人阶级的起义，才防止了封建势力复辟，巩固了新兴中的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的表现却正好相反，“对资产阶级有利的是依靠旧制度的某些残余，例如君主制度、常备军等等来反对无产阶级”，它不可能与封建制度实行彻底的决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和反对封建复辟势力的斗争就这样地统一了起来。只有同对封建复辟势力妥协的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才有可能真正全部铲除封建复辟势力及其残余，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果得到巩固和发展。
    里昂起义和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最后都失败了，但它作为新社会的先驱却永远受人敬仰。这不但是因为经受革命锻炼的法国工人阶级，开始了一个由“自在的阶级”向“自为的阶级”的转化过程，使“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得以完成；而且也由于这些起义扫除了妨碍资本主义发凝的旧制度的残余，为无产阶级本身的解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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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步创造了条件。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得愈充分、愈坚决、愈彻底，无产阶级为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也就愈有保证。正是由于这一点，列宁说：“在某种意义上说来，资产阶级革命对无产阶级要比对资产阶级更加有利。”没有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主义制度的胜利，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不可能的。所以，资产阶级革命中的法国工人起义，既为巩固资本主义制度开辟了道路，又“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
    里昂工人起义和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还从实践上为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正是总结了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英国、德国工人运动经验的革命产物。《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同时，又指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这些指示，是革命导师考察了资产阶级革命中工人起义失败的血的教训后才得出的。它告诉人们：无产阶级必须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掌握领导权。唯有这样，才有可能将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并继续把它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有了里昂工人起义和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的大演习，才有巴黎公社革命。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光辉思想。他在总结了一九○五年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验后，亲自写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为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制订了“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不关心资产阶级草命，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让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的路线，指引着无产阶级去夺取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伟大领袖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依据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阶级斗争形势，制订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在这条正确路线指引下，中国人民迎来了天安门前五星红旗的高高飘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胜利都是和里昂工人起义、巴黎无产阶级六月起义一脉相连的。
    综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和工人起义，我们还可以加深对“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真理的理解。资产阶级的天下，是靠人民群众的浴血奋战打出来的；粉碎封建制度复辟的任务，是通过人民群众一次次英勇搏斗完成的。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中国古代的儒法斗争，无论是在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阶级统治的过程中，或者是在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儒法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受人民群众的斗争的影响和支配的。我们今天的革命，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必然会遭到
    一切反动阶级和集团的拚死反抗。我们要防止地主资产阶级复辟，必须更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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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物辩证法的好教材
    学习马克恩《数学手稿》的一点体会
    上海无线电二十六广工人陈熙春
    革命导师马克思的《数学手稿》，由我国的科学工作者根据德文原文译出后，在-一九七
    四年第二期《自然辩证法》杂志上公开发表了，这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大喜事。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不仪对于从事自然科学、数学研究的同志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而且也是广大工农兵、革命千部、革命知识分子学习辩证法的最好教材。
    在《数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微分学发挥了一系列极其精辟的见解。在这之前，微分学的本质长期被淹没在资产阶级学者散布的种种神秘理论的烟雾之中。十七世纪末叶，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实践向数学领域提出了新的课题。原来的代数方程式只反映了事物相对静止状态下的数量关系。但是，轮船在浩瀚的大洋上持续航行，星球沿着一定的轨道不停地运转（其中包括自转、公转和互转），要精确地描述和研究这类物体运动及其变化过程的问题，代数方程式就显得无能为力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生产实践的推动，牛顿和莱布尼茨总结发展了前人积累的丰富数学研究成果，提出了微分学，成为一门专门研究变量的数学。微分学-一出现，就解决了生产实践中一系列复杂的计算问题，从此数学吃了“智慧果”，突破了形式逻辑所允许的常数范围，别开了新生面。
    然而，由于世界观的限制，资产阶级数学家虽然提出了微积分，却不能对微分学从理论上正确地加以说明。他们有的提出了“有限常数”论，有的建立了“无穷小量”说，但不管这个论、那个说，这些“先生们的思想方法的片面性”使得他们都不能抛弃研究常量的形而上学的传统观点，看不见微分运算的辩证实质，总是把变数和变数的增量割裂开来、孤立起来考察，就象把生长发育中的胎儿同母亲分开一样，把本质上是无限变化的量变成了没有生命力的东西，抹煞了两者之间有机的内在联系及相互转化的同-性。只有马克思，才在《数学手稿》中运用唯物辩证法真正地揭示了微分学的本质，把微分运算建立在完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
    马克思指出，微分运算是“先设置差值，然后又把它扬弃”的做法。当有限差值经过无限变化成为“扬弃了的或消失了的差值”的时候，可以直截了当地把微分写成x=0,dy=0。这样一来，量变转化成质变，个别转化成-一般，静止的数量关系转化成运动可变性的关系，于是“人们不用象变戏法那样的删掉而用形式最简单的代数运算也能获得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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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
    微分运算这种从具体的数量关系中抽象出一般的变化关系的过程，正如马克思从具体商品交易中抽象出价值规律的过程一样，是主观世界对客观世界的积极能动的反映，透过现象从本质上抓住了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简单商品到纸币的科学分析，揭示了价值同使用价值即物的自然形态和属性愈来愈脱离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这个过程同微分过程是多么地一致。纸币已不再是个别的、具体的商品，已不具有任何使用价值，“货币的职能存在可以说吞掉了它的物质存在”，它成为“扬弃了的或消失了的”使用价值即最一般等价物的符号，它表明的已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即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隔行不隔理”。所以，马克思《数学手稿》的革命意义不单单在于清除了资产阶级数学家涂抹在微分学上的神秘色彩，提出了比以前所有数学家都要“简单得多的”微分方法，更重要的是从数学这个角度深刻地揭示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因此，它的重要意义远远超过了数学乃至自然科学的范围。
    马克思为什么这样重视数学问题的研究？是不是由于他对数学有特别的兴趣，或若是把数学当作一种高级的“消遣”？不，完全不是。马克思认真钻研数学是为了当时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需要。在微分学领域里历来存在着两种世界观的激烈斗争。英国唯心主义者贝克莱大主教就曾利用微积分“来证明自己替信仰主义的变相辩护是正确的”。因此，关于微分学的看法和争论已不是什么纯学术的问题，而是同思想上政治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数学是研究事物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由于侧重于从数量上去考察事物，尽管它来源于社会实践，但往往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而古今中外的反动哲学家们正是不断利用数学这种“极度抽象的形式”来作为唯心主义的活动地盘，成为他们向唯物论和辩证法进攻的桥头堡。当时“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德国的杜林先生，就曾煞有介事地大谈其“数学”，妄图从数学的抽象公理中导出一个支配世界的“世界模式”来。可见，在阶级社会里，不要以为数学只是讲一二三四、微分积分，不存在什么斗争，实际上才不是那么回事呢！从一部数学发展史来看，唯物论同唯心论，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始终贯穿其中。这个斗争至今尚未结束而且表现得更加尖锐。当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其他自然科学领域内再也呆不下去的时侯，就往往遁逃到数学领域内寻找防空词。在微分学上，就不断有人片面强调微分方程式的作用，歪曲微分运算的实质，又是主张微分方程式可以“代换”物质的运动，又是鼓吹有了微分方程式可以离开任何实践解决一切问题，吹得神乎其神，似乎找到了一把打开世界上所有谜底之门的“金钥匙”。这股思潮的影响，遍及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在化学中，分子的真实结构被完全淹没在抽象的计算中；在物理学领域内，资产阶级学者大叫大嚷地宣布算学运算可以使微观粒子世界归于“消失”不再存在，在字宙学中，爱因斯坦之流居然用各种“宇宙方程式”来论证“宇宙有限论”、“宇宙膨胀论”等奇怪论：在生物学科里，则出现了把遗传归结为信息的演算，想用象打扑克牌那样依靠几种符号之间的排列组合来解决生命运动的规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序言中指出：“正如今天的自然科学家，不论自己愿意与否，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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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抗拒地被迫考察理论的一般结论一样，每个研究理论问题的人，也同样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每个研究和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都应当学习一点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界各个方面的具体规律，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则反映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一殷规律。两者之间也可以说是个别和一般，具体和抽象的关系。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之间，并没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无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要牢固地树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必须具备一点自然科学包括数学在内的知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精通数学的。马克思的《数学手稿》和恩格斯关于数学的一系列论述都是同各种错误思想斗争的产物，和其他著作一样，都是无产阶级的宝贵财富。已经发表的《数学手稿》的两篇论文深入浅出地阐明了微分学的本质，没有那种烦琐的计算、莫明其妙的符号，写得生动活泼又简洁严谨，是非常杰出的关于微分学的哲学文章。搞自然科学的同志可以看得懂，社会科学工作者也不难弄通。
    微积分在资产阶级学者那里被弄得深奥莫测，看起来似乎非常玄妙，其实并不神秘。微分反映了客观世界在运动中的变化规律，这些现象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屡见不鲜的。例如水的蒸发就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微分过程。又如用锉刀加工圆形工件，每锉一下是一小段直线，有经验的工人同志总是力求使这一小段直线愈小愈好，最后整体锉成了曲线。工人同志这种使直线等于零就可以得到曲线的思想包含的正是微分学的本质。有的工农兵同志联系自己三大革命斗争的实践学习微分后说，“微积分并不神秘，一把大锉刀捅破了窗户纸，高等数学又回到了我们劳动人民的手里”。因此恩格斯说：“自然界运用这些微分即分子时所使用的方式和所依据的规律，完全和数学运用其抽象的微分时的方式和规律相同”。资产阶级学者觉得微分“神秘”，是由于他们受着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束缚，不能认识微分的这种辩证运动的性质。但是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去看，就毫无神秘的地方，正如恩格斯讲的那样，“是不证自明的，并且可以说是一目了然的”。正象马克思的《资本论》引起了资本家的浑身痉孪一样，微分演算所包含的辩证法思想，也同样曾“引起一群旧式正统派数学家的恼怒，并激起了敌对的叫嚣，这种叫嚣在数学界以外得到了共鸣”。资产阶级学者的恼怒和叫喊，恰恰证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巨大威力。“辩证法的规律无论对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一定是同样适用的”。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社会科学工作者、自然科学工作者都应当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武装自己的头脑，学习《数学手稿》的主要目的也应当是这样。当然，在学习过程中，也会碰到一些数学术语和基本概念，但这只要花点力气也是完全可以弄懂的。外行要领导内行，马克思能指导爱克司。如果说在形而上学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是哲学家康德，那么，有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世界观作指导和有着丰富的三大革命实践经验的工、农、商、学、兵以及社会科学工作者，更是能够读懂马克思的《数学手稿》，从中更多更好
    地学到丰富的辩证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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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题研究
    西十艺人代的心頭
    嘉定县制订和实施远景规划的调查
    在批林批孔深入发展，广大贫下中农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的大好形势下，在嘉定全县，
    一个群众性的讲远景、订规划、学先进、鼓干劲的热潮正在兴起。
    不久前，《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分别刊登了嘉定县安亭公社新泾大队1974一1980年的农业发展规划和实施规划的调查报告，使全县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受到极大鼓舞：“这是毛主席、共产党对新泾大队贫下中农的关怀和鼓励，也是对我们全县所有贫下中农的关怀和鼓励。”连日来，有线广播里播送着新泾大队的经验，业余文艺小分队在编排学新泾的说唱材料。很多公社、大队的干部和贫下中农，纷纷到新泾大队参观学习，到处在学新泾、赶新泾。他们说：“听了新泾大队的介绍，有劲道；看了新泾大队的规划，实在好，想想我们自已，也需要；我们条件比新泾大队好，新泾能做到，我们也一定能够做到。”嘉定县委也乘着这股强劲东风，召开了三级千部会议，以批林批孔为纲，上下结合，进一步修订全县1974一1980年的农业发展规划，并抓前抓早，拟订了一九七五年的实施计划，发到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讨论。各个公社、大队，也正在酝酿制订自己的远景规划。现在，在嘉定县的广大农村、企业、集镇，以至公共场所、公共汽车里，到处可以听到人们在谈远景、议规划，学先进、找差距，斗志昂扬，意气风发。嘉定县的四十六万贫下中农和其他革命群众，决心通过制订远景规划，在全县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大鼓革命干劲，把“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进一步推向新的高潮，用坚持革命、坚持前进、大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批判林彪“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加速建设“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嘉定。
    揭露矛盾学先进
    制订规划鼓干劲
    制订远景规划，促进农业大上快上，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广大革命群众的迫切要求。制订远景规划，只有抓紧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不断激发广大干部、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远景规划才能订得好，既鼓舞人心，又切合实际，受到广大
    群众的欢迎。
    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首先要把领导思想搞正确。领导思想对头了。才能带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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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一起前进。嘉定县一九七三年制订的农业发展规划，就是在全县揭矛盾，促转化，开展两种思想、两条路线斗争中产生的。嘉定原是郊区农业生产搞得较好的一个县。但前几年，生产增长不快，个别地区，如全县生产条件最好的马陆公社，粮食常年产量徘徊不前棉花连续三年减产，群众很有意见。市委希望他们总结经验，把农业生产进一步搞上去。为此，县委决定在全县范围内，以批林整风为纲，广泛发动群众，学先进、找差距、揭矛盾、促转化，开展了“怎样进一步把农业生产搞上去”的大讨论。一九七三年春，县委还开门整风，号召广大群众和千部向县委提意见。真是“不揭不知道，一揭吓一跳”。县委从群众揭矛盾中认识到，农业上不去是现象，根本在路线，关键在领导。嘉定的贫下中农，和大寨
    一样，是迫切要求大上快上，把农业迅速搞上去的。前几年，许多地区的贫下中农，为了彻底改变生产条件，要求大搞农田水利建设。可是，领导上守雄摊，怕这怕那，不仅不支持，个别地方还受到批评，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朱桥公社灯塔二队九年学大寨，在解放前“十年九不收”的低洼地上，粮食常年亩产超过双千斤，这样的先进典型，在全县以至所在公社也没有认真推广，只停留在-一般号召。有的公社、大队，重副轻农，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严重，动摇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影响了农业生产，群众意见很大，领导上也没有认真去抓。群众的这些批评，使县委触动很大。他们检查这几年来，由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淡薄了，因此，胸无大志，安于现状，因循守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压抑，结果，高产高不了，稳产稳不住，个别地方还走下坡路。有的同志激动地说：我们是共产党员，是党的干部，我们不仅要千社会主义，还要干共产主义。眼前才有一点点小成绩，就自满自足，忘掉了革命大目标，怎样能够带领群众干共产主义？他们决心树立大干大变的雄心壮志，学习昔阳县的经验，跟上群众前进的步伐，制订远景规划，重新安排嘉定河山，建设“大寨式”的新嘉定。这个县的干部和群众说：嘉定县的农业发展远景规划，是揭矛盾揭出来的，是在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斗出来的。可见，制订远景规划，要作为一项政治工作来做。只有加强思想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才能激发干部和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雄心壮志，制订的规划才有一个深厚的思想基础。
    制订规划，进行思想政治路线教育，把思想搞正确，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使规划从实际出发。毛主席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嘉定县在制定远景规划时，认真改变作风，组织调查组深入群众，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并把调查来的材料，作了仔细的分析，排出了嘉定农业生产中的若干重要问题。例如，解放以来，嘉定在兴修水利方面虽然已作了大量工作，全县疏浚河道
    一百七十八条，修建灌溉渠道一千五百公里，但水利建设标准不高，水系没有完好，小型农田水系比较紊乱，与建设高产稳产田差距很大：基本实行三熟制后，季节紧，劳力跟不上；文化大革命以来，农业机械化虽有很大发展，但由于机、路、桥、渠尚未跎套，影响农机效能的发挥。加之“两深”（深耕、深沟）、“四弯腰”（拔秧、插秧、耘耥、收割）的机械化问题没有解决，使大量劳动力不能解放出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实行三熟制后，肥料需要量大大增加，根据高产单位的典型调查，粮食要达到常年亩产两千斤，需要有机肥料八十至一百担（按猪羊灰折算），而目前嘉定有机肥料施用水平平均每亩只有五、六十担。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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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都阻碍了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从地区来说，情况又各有不同。同样是水利问题，有的“缺水”，有的“积水”，有的因潮差大，要“抢水”。工作也不平衡。目前，东部地区产量较高，西部较低。而西部地多人少，是嘉定县粮食的主要产地，西部生产搞得好不好，对全局影响很大。因此，县委在制订规划时，便把解决这些问题作为重点，并且提出了抓先进带全面，抓西部促东部的指导思想。由于思想路线对头，坚持从实际出发，作了比较充分的调查分析，把无产阶级雄心壮志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制订和实施规划就做到心中有数，既有明确的主攻方向，又能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确定自己的工作方针，促进农业生产的全面高张。
    典型引路面开花
    大干才能促大变
    有了一个全县的远景规划，怎么干？怎么实现？嘉定县的同志体会到，一定要发扬大寨贫下中农的革命精神，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以点带面，大干大变。
    “不怕天地大，就怕没样子。”过去，这个县对抓典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工作一般化。
    一九七三年春，县委开门整风，认真学习昔阳县的经验，联系本县实际情况，在研究远景规划的同时，区别不同类型，选择了三个典型：一是粮棉夹种区的朱桥公社灯塔二队。这个队九年学大寨，粮食双千斤。抓了这个典型，可以抓先进促全面，促进高产更高产；二是西部稻区的安亭公社新泾大队，用改变后进面貌的事实，来实现抓西部促东部的要求；
    三是抓社队工业发展较快的马陆公社，摆正农业与工业的位置，以工促农，大上快上。点确定以后，县委组织了三个调查组，县委书记、常委带领机关干部深入基层蹲点。到安亭公社新泾大队蹲点的同志，开始对这个大队地势低、土地多、劳力少、条件差等不利因素考虑较多。这个大队每个劳力平均种地四亩多，超出全县平均水平百分之五十五；粮食常年亩产多年徘徊在千斤左右，要比金县平均水平低三、四百斤。以后，通过调查，逐步看到了当地贫下中农经过批林整风以后焕发出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那里的贫下中农劳动强度高，干劲大，迫切要求改变生产落后面貌。他们说：“先进不是天生，后进不会生根，只要路线正，干劲增，后进定能变先进。”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改变面貌的革命激情，使调查组的同志受到很大教育。他们和大队党支部一起，与当地贫下中农共同研究制订了远景规划和近期实施计划，并先在顾家生产队试点，狠抓生产中的主要矛盾，大犒水利系统化。这一年，这个大队由于抓了“五改”，实现了一部分土地的园田化，粮食亩产达到一千三百多厅。新泾大队面貌的改变，不仅对西部地区，对全县的公社、大队都触动很大。其他两个点的生产面貌也有很大变化。马陆公社增强了“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以后，粮食亩产由一千六百斤增加到一千八百三十八斤。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制订和实施规划的典型，就能推动逐步实现全县规划。一年多来，县委充分发挥了灯塔二队、新泾大队以及马陆公社三个典型的作用，经常总结他们的经验，在县委召开的干部会议或现场会上介绍推广。原来产量较高的单位破除了增产到顶的思想，增强了高产更高产的信心；原来低产的单位，树立了大打翻身仗的雄心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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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封浜公社高家大队金家弄生产队，原来由于缺乏改天换地的革命精神，年年是刮刮胡子修修面，面貌一直不改变。一九七三年三秋，在先进单位的推动下，提出了“大地重安排，蓝图自己画，三年实现园田化”的战斗口号，制订了农业发展规划。三秋一结束，他们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坚持白天抓田间管理，晚上冒着严寒开河填浜，大搞园田化建设。去冬今春以来，全队百分之四十七的耕地实现了园田化，还开了全长五百六十多公尺的五条大明沟，筑了七百米的新干渠，开了二百三十米的一段新河，做到当年受益。今年，这个生产队的三麦亩产达到五百斤，比去年增产九成，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二万八千多斤。
    大干才能大变。这个县的广大贫下中农，为了重新安排嘉定河山，以改天换地的革命英雄气概，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一九七三年，在全县拓浚新泾河的同时，许多公社、大队都兴办了自己的水利工程。华亭公社有一条黄姑塘，解放后已开过三次，由于缺乏远景规划，都没有开好。这次，公社党委组织了三千多民工，第四次开进了黄姑塘。正当工程即将完工的时候，由于连续涨潮，紧接浏河的路潮港，突然塌坝，干部和社员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纷纷跳进港里，手挽手用身体挡住潮水的冲击，手脚碰破不叫苦，身体冻麻不上岸，坚持战斗四个多小时。他们豪迈地说：“苦不苦，想想红军长征二万五；累不累，比比枪林弹雨里的老前辈。”经过连续三十九天的战斗，胜利完成了十万零四千土方，每人每天挑土三方半，超过了历史最高记录，还做到了当年开河，当年平整，当年绿化。去冬今春，全县疏浚县于河新泾河一条，社办河道七条，队办河道四十条，共完成水利工程二百零九万土方，此上一年增加百分之九十，使全县浓田水利建设面貌有了进
    一步的改变。
    各行各业齐动员
    千军万马为农忙
    实现全县农业发展规划，不仅要依靠广大贫下中农战天斗地，还必须动员各行各业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自力更生，打一场总体战。
    治水改土，修渠筑桥，发展农业机械等等，都需要资金、材料、设备。有些社员说：“想想规划，实在开心；实现规划，有点担心。”担心什么？嘉定县有关部门算过一笔账：到一九
    八○年，仅水泥一项，每年就要用去三万多吨，而国家每年只能分配一万五、六千吨。其他如钢材、砖瓦、木材等等，缺口都很大。怎么办？“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贫下中农在第一线打响了，不能拖他们的后腿。开始，有的同志想，可以到上海想点办法。广大群众认为，上海要支援全国，我们不能向上海伸手。嘉定的贫下中农有志气重新安排嘉定河山，我们各行各业的革命群众也一定能够依靠自己的双手，战胜困难，为实现全县农业发展规划贡献力量。他们提出：“没有材料自已找，没有设备自己造，没有资金自己筹，没有技术干中学。”但是，真正要搞儿个厂，并不简单。就以水泥厂的设备来说，一台球磨机，直径一点
    八三米，长六点一二六米，重四十七吨，其中一个大齿轮，要铣一百二十四个齿。而担负制造任务的交建机械厂，是刚由交建农桥队转过来的一个只有二十多人的小厂，一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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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料，二无设备，三无技术力量，职工大部分是造桥的泥木工和青年艺徒，困难确实很大。当时有人冷言冷语地讲：“郊区小厂想造球磨机，真是六尺跳板想过八尺浜头一搭勿够。”工人们不理这一套，他们说：“林彪要复辟倒退，我们就是要迈开大步朝前走，敢闯敢干。”他们边学边干，千方百计，在兄弟单位帮助下，终于完成了球磨机的制造任务，使水泥厂胜利建成，目前每年能生产两万吨水泥，去年以来，已经生产了一万多吨，支援了水利、路桥建设。与此同时，县里还把一个农机厂的翻砂车间扩建成一个小钢铁厂，每年能生产几千吨钢，为实现规划准备了物质基础。
    调动各行各业的力量，实现农业发展规划，要发扬“全心全意为农业服务”、“支农为革命”的思想。这个县从一九七二年开展“怎样进-一步把农业搞上去”的大讨论以来，在全县工业、交通、基建、商业企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中，不断进行以农理为基础的教育，提高支农的自党性，把实现全县农业发展规划，看成是共同的事情。从县、社、队办工厂到各种服务行业，从城厢到小慎，呈现一片“男女老少齐发动，你追我赶支农忙”的喜人景象。建设高产稳产田，需要大量有机肥料，除养猪积肥、农家造肥以外，城市的垃圾，苏州河的黑泥也是很好的有机肥料。可是，没有船，肥料就拿不下来。嘉定县船厂的广大工人，大挖潜力，在国家计划之外，千方百计多造水泥船、吸泥船，支援社队多积肥，多运肥。去年一年，就增产了三百多条水泥船。实现植保机械化、电气化，是农业发展规划中的一个奋斗目标。城厢镇有一家修理合作社“精艺社”，职工原来是修理钟表、自行车、制鞋、刻字等工人，从来没有制造过农业机具。可是，他们“支农不后人”，把贫下中农的需要看成自己的战斗任务。去年，试制成功了高压电网杀虫灯，深受贫下中农欢迎。今年，他们为了赶上农时季节，大犒技术革新，仅用一个多月时间，就生产了一千四百盏杀虫灯，送到了农业第
    一线。城镇商业和层民也行动起来。他们不仅经常送肥下乡，而且广找支农门路。有的饮食店，在大忙季节，把点心一直送到田头；有些理发员，带着理发工具下乡，乘社员劳动休息时为他门理发。安亭镇有个副食品商店还设立了一个“猪病房”，专为贫下中农医治病猪、僵猪。一年多来，有二百四十六头病、僵猪从他们的“病房”出来，重新育成了肥猪。由于各行各业广大群众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不断增强，这就汇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为实现全县农业发展规划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调动各行各业的积极性，为实现规划共同奋斗，还要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保证重点，不能“百废俱兴”，这样才能使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用到刀口上，发挥更大的效用。这个县从去年实施规划开始，就碰到一个问题，各方面要搞建设，都需要材料，而材料只有那么一点点，这碗饭怎么吃？以后，他们和各部门协商，使大家看到了全局。有关部门的同志主动提出，在这一两年内，大家尽量缩减菲生产性开支，保证全县几个重点项目上马，“有了老母鸡，不愁没蛋吃”。例如，要搞水泥厂，首先就要用水泥。由于大家思想一致了，就千方百计把水泥节约下来，保证建设水泥厂的需要。在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实现路桥配套等工程方面，他们也按照规划，分别轻重缓急，分期分批进行，使人力、物力、财力更有效地组织起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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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头看远景
    着力抓当前
    毛主席说：“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远景规划使嘉定广大革命群众看到了一幅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图景。他们回忆起在解放初的头几年里，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斗地主，闹翻身，大搞农业合作化。一九五六年，嘉定县也订过一个远景规划，提出的奋斗目标是：“千斤粮，百厅棉”，“河里蓬蓬蓬，田里出烟囱”。当时，全县粮食常年亩产只有七、八百斤，棉花只有三十斤，农业机械少得很。可是，有了规划，群众看到了远景，鼓舞了斗志，增添了干劲，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人民公社化，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使当时的理想不仅已经变成现实，而且大大超过了。现在嘉定贫下中农在批林批孔高潮中，又为自己提出了更高的奋斗目标。“快马加鞭未下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前途激励人们不断前进，也鼓舞着嘉定县的贫下中农从一个胜利不断走向新的胜利。
    抬头看远景，浑身添干劲。嘉定的贫下中农从历史经验中体会到，要把美好的远景变为现实，必须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从当前做起。只顾眼前，没有远大理想，就会胸无大志，目光短浅，有时还会迷失方向；同样，有了远大目标，如果不抓当前，长远目标也不会实现。他们的口号是：想长远，促当前，千方百计抓兑现。目前，这个县的广大群众，在批林批孔深入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一方面在谈远景，议规划，大抓今冬明春农田水利建设的准备工作；一方面狠抓当前生产，夺取秋季丰收。今年早稻成熟期推迟，“三抢”季节紧，农活集中，任务重。他们发扬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日夜奋战，赢得了时间，使后季稻移栽时间与往年差不多。“三抢”战斗一结束，他们又马不停蹄，连续作战。八月中下旬，出现了历史上很少有的低温，影响稻苗返青生长，贫下中农提出了“要促长，不要等长”的口号，狠抓
    三促：肥促（早施追肥），工促（勤耘细耘），水促（管好水浆），促使水稻早活棵、早发棵、早生长。为了给明年夏熟作物备足基肥，全县还锨起了积肥造肥的熟潮。各个社、队普遍比去年抓得早。徐行公社永胜十一队、朱桥公社灯塔二队等生产队到八月底就已经准备好了
    三麦和油菜的基肥。安亭公社新泾大队在大抓田间管理的同时，也掀起了一个群众性的积肥热潮，到九月初，全大队已积肥四万五千多担。
    毛主席说：“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制订远景规划和实施规划，都是要经过斗争的。在前进道路上，还有可能会碰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嘉定县贫下中农说得好：“心中有个大目标，泰山压顶不弯腰。”他们坚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定会把美好的远景变成光辉灿烂的现实。嘉定四十六万革命人民的心愿是一定会实现的。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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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定县1974-1980年农业发展规划
    (修订草案)
    一九七三年八月制订，一九七四年八月修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大大调动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了我们嘉定县的农业生产和各项工作。全县粮、棉、油等主要农作物的常年亩产量都已分别超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其中粮食每亩平均产量（一九七三年）达到
    一千五百九十三斤，比一九六五年提高百分之三十五，超过《纲要》将近一倍。此外，林、牧、副、渔也有了很大发展。但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蓬勃发展，又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广大社员群众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进一步提高以后，大干苦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愿望也更加迫切了。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有一个先进的而又切实可行的远期发展规划，作为全县贫下中农和其他革命人民共同奋斗的目标。
    目前，批林批孔运动正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形势越来越好。我们的人民公社三级集体经济更加壮大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更加巩固了，我们还积累了许多发展社会主义农业和进行社会主义农村工作的新经验。只要我们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充分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我们完全有可能把远景变为近景，加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毛主席教导我们：“全面规划，几次检查，年终评比，这是三个重要方法。”为了让全县贫下中农和干部更好地掌握全局和细节；为了及时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为了微励大家奋勇前进，为了更好地学习昔阳县的经验，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为把嘉定县建成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嘉定，特制订这个七年规划。
    (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
    巩固和发展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是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根本问题。要使金县十九个人民公社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一、正确执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个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积极发挥公社、大队两级集体经济对生产队集体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二、坚持政治挂帅，经常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批判资本主义倾向，不断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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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干部、社员的社会主义觉悟，坚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三、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抵制“工分挂帅”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二)大力提高粮、棉、油等各种农作物的产量
    到一九八○年，粮食常年平均亩产达到二千斤，比一九七三年的一千五百九十三斤增加百分之二十六；棉花平均亩产皮棉二百斤，比一九七三年的一百零九斤增加百分之八十
    三；油菜籽平均亩产三百三十斤，比一九七三年的一百十一斤增加一点九七倍。到一九七
    五年，粮、棉、油要求分别达到一千八百斤、一百五十斤、三百斤，争取两年实现规划指标增产部分的百分之五十。七年内要向国家提供商品粮四亿二千万斤，皮棉一百四十五万担，油菜籽五千万斤。蔬菜要做到品种多样，优质高产，上市均衡。其他农作物，也要努力提高产量。
    (三)积极发展以养猪为首的副业生产
    到一九八○年，生猪饲养量达到七十六万头，平均每亩田一点五头，比一九七三年增加百分之二十三：上市肉猪三十三万头，平均头重增加到一百六十斤。捕捞淡、海水产八万担，比一九七三年四万三千九百担增加百分之八十二。种植蘑菇三百万平方尺，平均每平方尺的单产由一九七三年的零点九四斤提高到一点五斤。同时，鸡、鸭、羊、兔和奶牛等家禽家畜和其他副业也要有较大发展。到一九八○年，副业生产总收入达到七千八百万元，比一九七三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九。为了帮助社、队提供优良种畜，县要大力办好种畜场。(四)搞好植树绿化
    在一九八○年前，把宅旁、村旁、路旁、水旁能种上树的地方都种上树。除用材树外，还要种果树和药材树。公社、大队、生产队的畜收场要利用空地发展葡萄、梨等果木，做到收场果园化。要育好以水杉为主的树苗一千五百万株，生产队要有培育树苗基地，使一九
    八○年全县保持植树二千万株，并管好树木；对竹园要加强管理，定期更新。(五)实现农田水利系统化
    继续进行水利建设，做到百日无雨不怕旱，暴雨六寸不受涝。进一步完善浏河、苏州河、蕴藻浜三大水系，开拓疏浚县内干河西蕴藻浜、盐铁河、云长泾、桃浦河、蒲华埔等河流，全长七十四点五公里，开挖土方五百零五万方。今冬明春拓浚蒲华塘、桃浦河等河段，约一百四十万土方。为了提高蓄水挡洪和排涝能力，在东西蕴藻浜、木渎港及桃浦河上分别建造五座节制闸、船闸、套闸。农田水利要以河网、道路为纲，结合机耕，整顿田间排灌系统，达到水利系统化，适应耕作机械化。灌溉、排水每块田“各立门户”，做到灌溉不串田，并把灌溉面积二千亩左右的大机口逐步改建为一千到一千五百亩的机口，机口要配备柴油机，以便战时断电时也能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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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平整土地，实现园田化
    为了实现高产稳产，要因地制宜地继续平整高亢地，改造低洼地，调整插花田，逐步将大小不等、高低不平的田块，分别建成面积有一定规格的长方形农田，以利于排灌，利于机械化操作，利于水旱轮作和开展科学种田。一九七五年，全县争取有百分之二十至二十
    五的耕地基本上实现园田化。以后每年要有百分之二十，争取提前实现规划的任务。
    (七)增积有机肥料，提高施肥水平
    为了力争粮食亩产超过二千斤，根据试验田的成功经验，需要改良土壤，千方百计地大积自然肥料：一、养猪积肥；二、种好绿肥，罱泥、割青、沤肥；三、装运城市大粪、垃圾及其他杂肥。逐步达到每亩耕地每年施上相当于一百担猪羊灰质量的有机肥料。同时，适当提高化肥施用量，大力推广菌肥，改进施肥方法，提高肥效。生产队要队队建造氨水池、大粪池，增加肥料储存量，并做好氨水保肥，防止跑氨。
    (八)积极繁育和推广良种
    种子要贯彻“自选、自繁、自留、自用”和“辅以调剂”的方针，县进一步搞好良种繁有场，新辟一个繁育种子基地。公社、大队要办好种子场或种子队，逐步建立种子仓库。生产队要办好种子田。要根据农业机械化和实行三熟制的新情况、新特点，有目标地培育和推广优良高产品种，不断以早熟、抗病、优质、高产的新良种更换原有品种。加强现有品种的提纯复壮，达到棉花二代更新，稻麦一级良种更新，油菜原种更新。
    (九)防治和消灭病虫害
    基本上消灭和控制严重危害农作物的主要虫害和病害，例如粘虫、螟虫、红铃虫、棉铃虫、红蜘蛛、蚜虫、菌核病、赤霉病、纹枯病、稻瘟病、红叶茎枯病等。同时防止其他暴发性的病害、虫害的传播蔓延。健全与巩固提高县、社、大队、生产队植保队伍，加强病虫害的预测预报和检疫工作，做到群测群治，严格控制检疫对象，提高防治效果。积极摧广高效低毒农药和生物防治。
    (十)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活动
    发挥县技术推广站、种子站、植保植检站、畜牧兽医站和气象站等农业科学部门的积极作用。县的计量所要开展土壤、化肥的测试活动。巩固和提高公社科学实验站和大队科学实验中心组，生产队建立与健全一组（科学实验小组）、四员（栽培员、管水员、植保员、种子员)。要实行干部、老农和技术员三结合，认真种好“三田”（试验田、高产田、种子田），鼓励和支持社员的首创精神，因地制宜地推广增产经验，摸索高产稳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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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化程度
    粮、棉、油等农作物，从种到收的主要作业，基本上实现机械化。努力提高农机产品质量，积极做好农机科研工作，重点解决“两深（深耕、深沟），三肥（积肥、运肥、施肥），四弯腰(插秧、拔秧、收割和耘稻)”的机械化，进一步提高耕作、植保、水陆运输等机械化程度，同时，逐步实现蔬菜、畜牧、水产等机械化。到一九八○年主要农机具，平均每个生产队达到小拖拉机一台半，插秧机一台半（拔秧机相应配套），收割机、耘稻机、中耕机、开沟机、机动喷雾机和清扬机各一台，小挂机一台。平均每个大队有中型拖拉机二台，吸泥船三条，小拖轮二条，部分大队有载重汽车。平均每个公社有大拖轮二条，中型拖拉机二十二台，载重汽车十辆。各种农机做到配套成龙，一机多用。
    随着农业机械的增多，县、社、队要建立和健全相应的农机管理机构和合理的规章制度，管好用好农业机械，提高农机完好率和使用率，并确保安全。同时，做好农机配件的供应，技术力量的培训工作。
    (十二)实行农机同路、桥、渠配套
    修筑农机通道，调整行人走道，建成经济实用的农村道路网。队队道路兜得转，农机进出不跨田。新建拖拉机桥七百零三座，逐步形成机耕网。结合修建拖拉机路，逐步实现明渠改暗渠，埋好一千三百五十公里地下渠道，路上跑农机，路下通灌渠。(十三)发展和改善农村电力网
    整顿三类动力线路六百七十多公里（占全部线路的二分之一），同时延长线路五百公里。到一九八○年装接负荷达到十二万九千五百庇（实际供电负荷六万四千七百五十瓩），批一九七三年增加百分之五十四。每个大队配到二百二十五千伏安容量。为了全县负荷电压平衡，在华亭公社俞桥和封浜公社新建两个变电站，并扩建南翔、嘉定西门、外冈等地
    的变电站。
    (十四)养好耕牛和发挥小农具作用
    在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同时，从战备出发，养好和繁殖耕牛。积极认真做好竹、木、铁制小农具的制造、供应和维修工作。
    (十五)有计划地发展县、社、队工业
    坚持为农服务方向，扩建小钢铁、小化肥、小水泥、造船、农机、机床、制氧等十三个“五小”工厂。在进行整顿和巩固的基础上，有计划地发展社、队工业，提高公社、大队企业的产值在三级总收入中的比重。重点帮助基础薄弱的公社、大队发展工业，壮大集体经济。进一步整顿、充实和提高三级农机修造网，做到部分大修不出社，中、小修不出队。搞好社、队土化肥、土农药的生产，积极发展菌肥。大队要进一步办好“五匠组”（泥、竹、木、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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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缝纫)，方便社员，有利生产。
    九八○年，全县三级工业总产值达到四亿元，比一九七三年增加百分之六十。主要材料的年产量，在一九七七年前先后达到：钢五千吨，水泥八万吨，砖头三亿块。社、队两级工业积累中，公社要有百分之五十、大队要有百分之六十用于农业机械化和农田基本建设。
    (十六)勤俭办社，改善经营管理
    社队集体经济要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统筹安排人力，改善劳动组织，改善经营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依靠群众，民主理财，加强经济核算，反对铺张浪费，做到高产低成本。要求粮棉夹种地区的农本降低到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稻区降低到百分之三十左右，菜区降低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十七)增加储备粮食
    到一九八○年全县生产队集体储备粮食达到二亿九千多万斤，比一九七三年增加三点四倍，可供全县农村人口吃一年二个月。
    宣传节约粮食，使干部和社员自觉做到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力争家家户户有余粮。
    (十八)逐步提高社员物质生活水平
    到一九八○年，社员平均每人的集体分配收入，从一九七三年一百七十七元增加到二百三十元左右。逐步改造分散的旧宅基，建立新村庄，分期分批地修理和建造社员住房。积极推广人造沼气，并同建造无害化粪池结合起来。到一九八。年，力求有五分之一社员户住进新村并使用人造沼气。结合修建社员新村，建造人防设施。
    (十九)发展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
    充分利用水运网，发展船舶运输，结合水利工程，整治航道。逐步完善公路网的建设，以适应农业机械化和交通运输发展的需要。修通八段公路，全长六十二公里，其中有：唐行经华亭衔接沪太路，望新穿过外安路七号桥到安亭火车站，钱门向北延伸至五七窑厂，朱桥到竹桥，朱桥经葛隆到钱门，广安路西段（方泰到安亭火车站），娄塘到陆渡接通沪太路，以及从新木桥经战浜、穿过广安路、中槎浦桥接通曹安路。
    进一步发展邮电事业，逐步实现电话自动化，线路电缆化，通讯载波化，投递机械化。
    (二十)进一步做好农村金融和商业工作
    依靠贫下中农办好农村信用合作社，积极开展信贷、结算和储蓄业务，帮助社队做好财务工作，管好、用好社、队资金，统筹安排财力。
    县、社商业部门要立足生产，面向农村，做好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和农副产品的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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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统筹安排好物资。依靠贫下中农办好、管好商业，在距离集镇较远的大队，开设或扩大综合性的代购代销店，做好生产、生活资料的供应和小宗农副产品、废旧物资等收购工作。要依靠群众搞好市场管理。
    (二十一)有计划地进行城、镇改造
    城、镇工作要贯彻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各行各业都要面向农村，熟悉农业，支援农业。同时，要改善城镇生产、生活的供水和排水。切实治理“三废”，合理安排公共和街坊绿化。统筹安排商业网点和文教、卫生、体育、人防等设施。要建造一些公共文化设施和职工住房，以适应生产的发展和人口增加的需要。(二十二)发展教育事业
    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管理好学校，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县要办好农技、工技、财会、卫生四个中等技术学校，公社要办一所业余农业专科学校，并普及高中。中学要充实有关农业生产、农业机械方面的课程。大队学校要增办幼儿班扫除青、壮年中的文盲。
    (二十三)巩固和扩大农村社会主义文化阵地
    在社员家家户户装上有线广播的基础上，发展田头广播，整顿维修好线路。电视机要普及到生产队。大队建立文化室（包括图书室）和业余文艺宣传队，开展农村体育活动。公社要进一步办好电影放映队和文化站，以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文化阵地。
    (二十四)进一步搞好卫生革命
    在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基础上，坚持做好巩固提高工作。积极搞好爱国卫生运动，做到人人讲卫生，个个爱清洁，要有一大批生产队达到“卫生村”水平。基本上消灭“四害”(老鼠、臭虫、苍蝇和蚊子)。农村要逐步做到家家食饮井水，户户粪便入池，搞好无害化粪池。要继续巩固大队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扩大集体支付医药费的范围，减少社员基金。大队建立卫生所，生产队建立卫生室，有计划地培训赤脚医生，种好采好中草药，坚持中西医结合开展防治工作，做到治疗一般常见病、多发病不出队。
    认真做好妇幼保健工作。生产队要办好托儿所。切实做好女社员的“四期”（经期、怀孕期、产期、哺乳期)卫生工作。
    (二十五)提倡晚婚和计划生育
    继续深入宣传晚婚和计划生育的意义，抓好发药员队伍，发动社员自觉地订好晚婚计划和节育计划。要求到一九八○年人口出生率控制在千分之十一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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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六)继续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
    要满腔热情关心下乡知识青年，切实帮助下乡知识青年妥善解决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问题。加强对下乡知识青年的教育培养，为他们提供学习政治、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条件，充分发挥他们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积极性。对于阶级敌人破坏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要狠狠打击。
    (二十七)培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队伍
    把批林批孔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革命大批判积极分子组织起来，形成一支强大的不脱产理论队伍。这支队伍要求成为“政治夜校的辅导员，报纸广播的通讯员，贯彻政策的宣传员，批判修正主义的战斗员”。紧密结合批林批孔运动，系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经常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积极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孔孟之道，深入开展农村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抵制剥削阶级的“四旧”。办好政治夜校，以学政治、学理论为主，兼学文化、技术。
    (二十八)加强民兵建设
    坚持“劳武结合”的原则，切实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不断巩固和发展民兵组织。要实行治保、消防和民兵“三位一体”，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积极参加社会的阶级斗争，增强阶级斗争观念和战备观念，提高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做到平时保卫生产，监督和改造四类分子；战时配合人民解放军，歼灭入侵之敌。
    (二十九)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党课教育和党组织生活制度，有计划地发展新党员，大多数生产队建立党小组。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要充分发挥革命委员会、工会、贫协、妇女、共青团、民兵等组织的作用。
    各级领导班子要坚持实行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按照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大力培养新干部，培养女干部。办好县“五·七”千校和工农干部轮训班，搞好基层干部的轮训工作。县和人民公社各级干部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完成和超额完成《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的劳动天数。
    (三十)规划执行情况的检查
    人民公社各级组织，各局、镇及其所属企事业单位，应从本单位实际出发，制订自己的发展规划，做到上下、左右衔接，远景和近景相结合。
    本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的执行情况，每年在春节前后召开有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干部会议检查一次，总结经验，找出薄弱环节，不断修订规划内容，保证规划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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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规划先要抓路线
    嘉定县马陆公社党委书记李庆涛
    我们在学习新泾大队制订规划的经验时，联系总结了自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一步认识到，要订好规划，首先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近半年来，我们在怎样制订规划和制订什么样的规划等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
    一、是放手发动群众订规划，还是依靠少数人关门订规划？开始，由于我们对制订规划的重大意义认识不清，把它看作是应付差使，交给少数人关起门来搞。结果，表格、图纸画了一大摊，拨拨算盘珠，划划红杠子，搞出来的是一个投资大、用工大、排场大的“三大”规划。群众批评这个规划是，公社喊得响，大队不敢讲，生产队连想都不敢想。群众的批评对我们触动很大。后来，我们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指示，深入批判了孔丘和林彪散布的“上智下愚”等反动的唯心论的天才论，确立了依靠群众制订规划的思想，深入到群众中去调查研究，召开座谈会，广泛听取意见。在这些座谈会上，群众提出了许多很好的主意。比如，原来我们为了平整土地，在规划中写上要买二台推土机。群众不同意，认为现在已经有了中型拖拉机，为什么不能用来平整土地？有些社员还说，如果把大型推土机买了来，现有的道路和桥梁不配套，一年也只能用上一、二个月，岂不造成浪费？后来我们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办法，经过反复五次的修改，订出的规划，既反映了贫下中农改天换地的心愿，又比较符合实际，群众比较满意。
    二、是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还是等、靠、要，向上伸手？开始，我们有些同志想借订规划的机会，开了一长串清单，伸手向国家要材料，要设备，什么一百二十马力的履带式。推土机，什么汽车、大吊车、吸泥船，等等。结果，许多原来可以依靠自已的力量办到的事，都要靠国家调材料、拨设备。群众尖锐地批评：这种规划眼里没群众，是大少爷规划。我们公社陆家大队贫下中农自力更生改天换地的事例给我们教育很深。这个大队原来坑坑注注，“逢旱田里利拆（裂开），遇涝床上洗脚，水稻、棉花长不满一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个大队贫下中农发扬根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大千苦千五个冬春，投放三十万个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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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日，终于平整了七百多亩高亢田，垫高了五百多亩低洼地，填平了三十六只废浜斗，造起了三座桥，修起了四条拖拉机路，生产条件有了显著改变。贫下中农说得好：“自力更生办法多，依赖伸手是邪路。”群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帮助我们公社领导克服消极依赖思想，使我们把制订规划的立足点放到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
    三、是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还是追求好看，搞形式主义？开始，我们为了想把规划搞得象个样子，把全公社三万三千九百亩土地大小划一，切成二十三块，每块十格，每格一百五十亩，而且要求做到一样长，一样宽。这个意见理所当然地遭到社员群众的批评。后来，我们端正了思想，因地制宜，从实际出发制订规划，就得到了社员群众的欢迎和支持，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充分调动起来了。
    四、是先从改变生产条件着手，还是先从改变社员居住条件着手？在开始发动群众讨论制订规划时，我们有一种错误的认识，认为有些群众很关心住房问题，我们在制订规划时，向群众宣传建新村，盖楼房，就一定能够振奋人心，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因此，专门组织力量画新村定点图、房屋式样平面图、马陆镇改造图。这实际上是没有从本质上看到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后来我们回顾总结了十年来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广大社员群众生活条件逐年改善，都是建筑在生产条件改变和集体生产迅速发展的基础上；而想通过宣传建新村、盖楼房的办法来发动群众讨论制订规划，则不仅不能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只能把群众引上邪路，从而挫伤群众的积极性。邓桥大队是实现农业机械化较好的一个大队，开始订规划时，由于受我们公社领导错误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一度订出了一个重生活轻生产的规划，受到社员群众的批评和抵制。后来，他们通过学习毛主席的教导，回顾总结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道路，正确处理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社员生活的关系，在重新制订的规划中，提出了一九七五年的奋斗目标：“奋战一冬春，开好一条河，筑好
    一条路，造好一片田，搭好三座桥，搬掉三个宅，造好三十间（楼房）。”对群众鼓舞很大。我们从制订规划的实践中进一步体会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现在我们公社的远景规划虽然已经初步制订出来了，但是在今后实施规划的整个过程中，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将始终存在。我们一定要深入批林批孔，不断改革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更好地调动广大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决心把马陆公社建设成为大寨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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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新农村永无止境
    嘉定县朱桥公社灯塔二队队长徐正明
    我们在农业学大寨的十年中，尤其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在改造生产条件方面，先后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六七年，主要是抓改土，把低产田改变成高产田；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主要是抓改制，保证三熟制的高产稳产；从一九七一年到今年，主要是攻单产，促子拎矮子。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的努力，实现了三个“突破”（粮食常年亩产突破二千斤，早稻和后季稻亩产突破一千斤)、三个“翻一番”（粮食、油菜籽、养猪分别比十年前翻一番以上）、两个“十五万”（十年来提取的公共积累共十五万元，等于学大寨前的十五倍；储备粮十五万余斤，可供全队人口吃上三十一个月)。十年中，我们还平均每人向国家交售粮食八千三百十八斤，皮棉一千零
    九十七斤。随着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发展，我们一个生产队就已经拥有了“十样机”（手扶拖拉机、插秧机、机动喷雾机、轧稻机、大炮脱粒机、清扬机、抽水机、饲料粉碎机、电动机、小挂机)，不断提高了农业机械化程度。随着生产的发展，社员分配水平也不断提高，一九
    七三年提留公共积累百分之二十一点七，每人分配收入平均二百八十一元，比一九六三年增加了一百十五元，已经连续十二年没有一个透支户。
    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农业学大寨的十年，使我们广大社员群众和干部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信心越来越高，决心越来越大，并且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我们许多同志都有这样的体会：我们灯塔二队十年来人换思想地增产，靠的是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群众的辛勤劳动。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要使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理想变现实，关键在于干。大干大变，小千小变，不干不变。不同天斗、地斗、阶级敌人斗，就不会有今天的三个“翻一番”，两个“十五万”。十年来，农业学大寨的经验还告诉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一定要树立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要不断克服保守思想，决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这就要求我们在每一个时期，都有规划，有理想，有奋斗目标，有具体措施。过去十年，我们在三个时期分别向干部和群众提出三个奋斗目标，贫下中农就很高兴，说：胸中有个新目标，年年有个新套套，干群齐心劲头高，高产稳产做得到，队里年年有新貌，社会主义无限好。
    最近，我们认真学习了新泾大队制订发展农业生产规划的经验，讨论了嘉定全县的规划，进一步看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美好远景，很受鼓舞，同时也认识到我们已经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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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绩只不过是万里长征走上了第一步，找到了工作上的差距。千里之行，始于脚下。我们
    一定要一步一个脚印，大步向共产主义迈进。在这个思想认识基础上，我们正在讨论制订生产大队的农业发展规划，决心把“农业学大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把农业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现在全县已经作出了农业发展的远景规划，为我们提出了共同奋斗的目标，我们一定要全力保证这个规划的实现。特别是我们现在的生产条件比有些兄弟生产队好，要对自己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来，拿粮、棉、油的生产指标来说，我们通过讨论，决定把到一九八○年的农业生产指标规定为：粮食常年亩产二千八百斤，皮棉亩产二百五十斤，油菜籽亩产四百二十斤，生猪饲养六百头，平均每亩二头。当然，要实现这个奋斗目标，就要下决心坚持大干，出大汗，要把土地改一改，种子换一换，肥料增一半，农机配一套，科学种田更上一层楼。
    土地改一改，就是要山河重安排，河道重新开，道路重新筑，渠道重新埋，田块重新划。我们现在的土地虽然一般说来是平的，但是，机、路、渠、桥不配套，对提高农业机械化妨碍很大。我们准备今年在大队统一规划下开好一条河后，以路和河定向，把三百亩农田分成
    六个片，四年内全部做到园田化。今冬明春先搞八十亩，埋好三百米地下渠。同时，统一规划，在一九八○年前，逐步建成新村住宅区、畜牧区、副业区、仓库、水泥场区。
    种子换一换，就是要培育出能收亩产千斤三麦、亩产一千五百斤水稻的良种。几年来，我们已经从推广良种中尝到了甜头。比如早熟三号大麦，去年试种三亩，亩产六百七十六斤，今年扩种六十一亩，亩产七百九十斤，最近在讨论秋播规划时，准备把早熟三号大麦扩大到三麦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五。今后，我们一定要通过培育良种赢得更大稳产高产。肥料增一半，就是要在原有基础上增加有机肥料百分之五十。要做到每亩田每年平均施上至少相等于一百五十担猪羊灰质量的有机肥料。
    农机配一套，就是除了现有的“十样机”以外，逐步配备拔秧机、耘耥机、联合收割机、削麦机、开沟机等五样机，逐步解决“三弯腰”。同时，为了适应农机增加以后的新情况，要建立专门的农机仓库，要有专职的农机队伍。
    科学种田更上一层楼，就是要有一支群众性科学实验队伍，进一步种好试验田、高产田，大搞科学种田。去年我们在试验田上取得了粮食常年亩产二千七百三十九斤的新记录。今年我们通过总结经验，队委、民兵、科学实验小组分别种了二十亩高产田，结果，夏熟亩产八百五十七斤，早稻亩产一千二百斤，两熟已超过二千斤，第三熟后季稻长势良好，丰产在望。这就帮助大家扩大眼界，解放思想，大家对实现规划提出的粮食亩产二千八百斤指标，信心就更大，干劲更足了。
    我们生产队干部和社员，通过这几年的斗争实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懂得了：要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措施有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是靠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靠毛主席革命路线光辉照耀。十年来，我们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战天斗地，不断改变生产条件，连年夺得丰收，就是对孔丘、林彪污蔑劳动人民、搞复辟倒退阴谋的有力批判。我们决心把批林批孔不断引向深入，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依靠群众，为实现和提前实现1975一1980年农业发展规划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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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大日标是共产主义
    嘉定县外冈公社葛隆大队贫农社员秦大弟
    最近，我们贫下中农讨论了县里的规划，心里都很高兴，都说这个规划同我们贫下中农想到一块来了。我们贫下中农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切身经历，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为革命种田，就要站得高，看得远，今天干社会主义，还要想到明天搞共产主义的大目标。
    记得土地改革以后不久，我们听毛主席的话，在村里办起了一个七户的互助组，后来转初级社，我担任了副社长。那时候，帮助办社的区干部对我们说：“互助组是社会主义的萌芽，合作社是社会主义的桥梁，将来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农村要大变样。”我们听了，受到极大鼓舞，下决心要靠集体的力量，来改变生产条件，提高农业产量，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我们村里原先有一种“下落田”，进出水要经过三塘田，这种田涝了排不出水，旱了靠人力踏水车，“一个钟头三千六百脚，踏得面黄肌瘦脚底白”，还弄不到多少水。解放以前，单家独户搞生产，你种稻，我种花，根本谈不上改造土壤。自从办起了初级社，土地统一经营，矛盾也得到了獬决。我们在“下落田”当中开了大深沟，条条深沟通小河，排水就通畅了。加上合作社搞深耕，调良种，多养大猪多积肥，产量就一年比一年高。在旧社会，我们那里的产量是“棉花朝天包（籽棉五十斤），水稻石大佬（一百五十斤左右）”。那时候，有些人敬鬼神，每年正月半要“烧田财”，“烧烧田角落，白米三石六”。以为“三石
    六”就是高不可攀的目标了，但却从来也没有达到过。办社后，我们依靠毛主席、共产党的好领导，粮食亩产很快达到六百斤，早就把“三石六”的目标远远抛在后头了。
    过去的理想实现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满足现状，停步不前了呢？贫下中农全靠党引路。毛主席亲自主持制订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画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明远景，为我们贫下中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大跃进中，毛主席又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伟大号召。那时热烈欢腾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葛隆镇上到处贴上了“三麦赶水稻，水稻翻一番”，“千斤粮，百斤棉”的大字标语。贫下中农有了新的奋斗目标，干社会主义的劲头越来越高。一
    九五九年，我们嘉定和江苏省太仓、昆山三个县的人民公社社员十多万人，上河塘，修水利，开了一条新浏河；同时，我们大队也办起了电力排灌站和集体养猪场，增添了不少农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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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机器，生产条件比合作化时期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过去的“下落田”，也已经变成不怕涝、不怕旱的好田，越种越肥了。原来提出的象“于斤粮，百斤棉”，“耕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等奋斗目标，一个一个都实现了。搞到这一步，是不是已经“潜力挖尽，气力用尽”，再要增产难上加难了呢？毛主席号召全国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又亲自发动和领导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大提高了我们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提高了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大大推动了农业学大寨运动，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我们学大寨，就是要学习他们的无产阶级雄心壮志，困难压不倒，成绩夸不倒，继续革命不停步，一步一个新套套。一九七一年，我们以大寨为榜样，花三个多月的时间，用肩挑手铲，削平了盐铁河边上的三百多亩高亢地。这些高亢地，过去已初步平整过了，但缺点是“小平太不平”，经过重新平整，稻棉轮作就兜得转了。一九七二年，在那里第一次种上了水稻，并取得了好收成。一九七三年，我们大队农副业总收入比文化大革命以前的一九六五年增长一点四倍，粮食亩产达到二千零四十六斤，棉花亩产一百二十斤，生猪平均每亩地一点二头。现在，我们每年除向国家交售大量商品粮以外，有大量储备粮，现有的储备粮可供全大队社员吃八个月。大队还办起了农机修配、粮食饲料加工等小工厂，购置了大小拖拉机
    七台，还有拖轮、电动机、机动喷雾器、高压水泵、插秧机、收割机等农业机械设备。我们贫下中农高兴地说，集体经济象滚雪球，越滚越大；集体生产象上扶梯，越上越高；人民生活象芝麻开花节节高，一年比一年好。
    看看葛隆的变化，想想全国人民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我越来越体会到，我们贫下中农要求得彻底解放，就一定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胸中有个共产主义的大目标。什么时候坚持了党的基本路线，有了共产主义大目标，就会朝气蓬勃向前进，继续革命不动摇；什么时候背离了党的基本路线，忘记了共产主义大目标，就会满足眼前“花好稻好样样好”，走走停停干劲小。当前，我们大队正在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全大队已开了五十多次批判会，有五十一户社员还开了家庭批判会和联户批判会。我家里开批判会的时候，我老婆和儿子媳妇都发了言，大家说，林彪要复辟资本主义，要我们重新过旧社会那种插好黄秧，饭篮挂起，靠吃野菜、南瓜填饱肚皮的苦日脚，万万办不到。我们一定要坚持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孔孟之道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一步一步向共产主
    义的伟大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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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动手
    改变面貌
    上海针织工业自力更生实施技术改造规划的调查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上海针织工业系统的广大职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的推动下，自己动手，艰苦创业，比较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全行业进行技术改造；采用新技术，努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使旧社会留下的一个破烂摊子，迅速改变面貌，为改造老企业、更好发挥上海这个老工业基地的作用，闯出了一条多快好省的道路。
    针织工业公司包括手套、袜子、内衣三个小行业，现有六十二家工厂，职工三万五千多人。公私合营时由二千多家里弄工厂和家庭作坊合并而成，老厂、老设备、小厂多。长期以来，这个行业的生产技术条件很差，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手工操作，工人劳动强度高，生产效率低。这些年来，他们树雄心，立大志，先后制订了“四五”技术改造规划和1976~1980年的“五五”发展规划，在没有使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情况下，自己动手，改造老机
    二千七百多台，制造各种具有七十年代水平的新设备二千三百多台以及专用设备七千二百多台，占全行业现有主要设备的百分之八十四以上。有些设备已经改造和更新了三至
    四次，使生产效率分别提高了三倍、五倍以至十倍以上。与此同时，全行业还实现了或初步试验成功了五十多项重大的技术革新项目，其中包括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电子程序控制手套机，一步法织袜机，一步法、两步法手套机以及缝纫自动流水线等。技术改造有力地推动了生产的发展。目前，这个行业的职工人数比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减少四分之一，而产值却增加一倍多。全公司一九七三年一年的上缴利润就相当于现有固定资产的四倍。在实现技术改造过程中，全行业还锻炼和培养了一支工人科学技术队伍，以目前十七个“三结合”科研小组为例，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成员，都是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
    要有自己动手、大干快上的雄心壮志
    制订和实施规划，从根本上改变行业的落后面貌，要有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过去，这个行业的某些同志，由于埋头具体业务，“烂泥萝卜揩一段吃一段”，有时也想搞技术改造，但胸无大志，目光短浅，效果不大；或者一讲到要搞远景规划，就想伸手要资金、要设备、要场地，把希望寄托在外援上。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他们就曾搞过两次这样的规划：一次想完全抛开原有基础，搞大规模的基本建设，提出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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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鸟语花香、绿树成荫”的工厂，生产什么“夜光内衣、香水袜”等等；一次“狮子大开口”，搞了一个需要国家大量投资和进口大量设备的规划。但几十台机器进口以后，因为不对路，一直睡大觉，工人十分气愤。与此相反，手套行业的广大工人，一不靠进口，二不靠国家投资，自己动手，土法上马，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先是甩掉手摇机，实现电动化，接着革掉“套针板”，实现了半自动化，以后又搞自动化，职工人数不断减少，生产效率成倍提高。这些事实给领导以很大的教育。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针织行业的同志从过去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制订什么样的规划，把规划放在依靠什么力量的基点上，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还是向上伸手，依赖上级，依赖进口？这是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也是有没有无产阶级雄心壮志的具体表现。因此，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在制订“四五”(1971~1975年)技术改造规划时，认真学习了毛主席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教导，并且发动群众，抓住一九六四年规划中进口大量设备造成浪费的典型事例，狠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使广大干部认识到，制订规划，既要有一个远大的革命理想，要大干快上，又要把规划放在主要依靠自已力量的基点上，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特别是作为上海这个老工业基地的轻纺工业，更应该向国家少伸手、多贡献，使国家能够把有限的物力、财力用到更需要的方面去。
    认识提高了，决心也就下定了。他们在“四五”技术改造规划中，既提出了比较远大的奋斗目标，又要求不用国家的基本建设投资。他们的口号是：“坚持干、闯、造，反对等、靠、要，自己动手，改变面貌。”
    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基础
    毛主席说：“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落后面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基础。开始，针织行业的有些同志，对于自己动手改变面貌，信心不足。他们认为：针织工业是有名的“三老一小”（即老设备，老厂房，老工人多，小厂多），挡车工人多数不懂机械技术，小改小革还可以，要想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办不到。但是多数同志认为：对于“三老一小”一定要具体分析。老设备、老厂房、小厂，这是不利条件，但是，“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老工人经受长期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考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高，富有实践经验，这是最有利的条件。因此，只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群众，充分发扬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革命精神，就能使小厂的老设备、老厂房充分发挥作用，为行业的技术改造作出贡献。
    针织行业有很多里弄小厂，厂房破旧，场地狭小，有的连普通车床也没有。有人说：这样的条件怎么能搞技术改造？可是，工人们回答得很干脆：螺蛳壳里摆战场，草棚棚下面闹革新，厂小只要志气大，小厂可以千出大事业。事实正是如此。很多小厂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在技术改造中作出了大贡献。针织印花原来是手工操作，体力繁重，花色不多，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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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又低。针织十六厂的工人在一间只有三十平方米的小棚屋里搞革新，房低面积小，机器不好安装，他们掘地二尺半，在墙壁上打了几个洞，“借天借地借墙壁”，终于搞出了一台具有先进水平的圆网印花机。进口这样一台机器需要十八万美元，而他们一共只花了两万多块钱，为我国上海针织印花填补了空白。漂染二厂是个只有一百多人的小厂，为了发展新产品涤纶针织外衣，需要把常温常压染色机改为高温高压染色机，没有材料，他们跑遍了全市的旧料商店；缺乏设备，利用兄弟厂机床空隙时间去加工；为了制成这部机器的“胖顶”，工人们冒着炎热，轮流挥锤，敲了八万多下，终于在十个月时间里造出了六台具有七十年代水平的高温高压染色机，使厂内的漂染设备得到了改造，适应了发展新产品的
    需要。
    对于老设备也要一分为二。老设备某些部分落后了，其他部分还可以利用；总体上落后了，某些部件还可利用。针织行业的工入群众掌握革命的辩证法，做老机的转化工作，
    使老机发挥了新作用。K式袜机是三十年代的老设备，早在淘汰之列。在行业技术改造
    中，有人认为敲掉当生铁回炉算了。可是，工人们对这种袜机作了具体分析，发现袜机的编织部分虽然过时了，但机架和传动部分还可用。他们改造了袜机的编织部分，就织出了晴纶尼龙交织的毛巾袜。这个公司有七百台棉毛车，原来一寸只能进纱一路，以后工人群众利用大修理时，加以改进，达到一寸进纱一点五路，提高效率近百分之五十。
    一年一个小变化几年一个大变化
    自己动手，改变面貌，实现行业技术改造规划，要切实抓好规划的落实工作，使规划迅速变为现实，一年一个小变化，几年一个大变化，向远大的目标不断前进。为了使技术改造规划迅速变为现实，针织行业着重抓了三个环节：
    一、调查研究，确定课题，发动群众，百花齐放。针织行业在安排年度计划时，一般都要调查研究，分析排队，确定一定时期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的课题，“关键项目公司搞，重点项目工厂搞，小改小革人人动手搞”。公司抓的关键课题，也不是只靠少数技术人员关起门来搞，而是放到厂里，组织以工人为主体的三结合小组，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发动大家献计献策。由于这些关键课题，远近结合，既抓住了当前行业生产上的主要矛盾，反映了群众的迫切要求，又关系到今后行业改造的方向，就会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家动手，百花齐放。如手套行业在实现半自动化后，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生产效率也不高，群众迫切要求改革。根据这些情况，公司把这个项目作为重点课题发动全行业攻关。许多手套厂纷纷成立了“三结合”小组，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向自动化进军。经过广大群众一个时期的奋战，各厂先后造出了九台各有特点的自动手套机，较快地搞出了成果。
    二、评比鉴定，选型定型，分批推广，开花又结果。一个样机上开了花，如果不能在全行业推广，那么群众的革新创造，只能成为“献礼机”、“展览机”，昙花一现，自生自灭。有
    一年，内衣厂的工人搞出了一台高效纬编机，由于没有抓紧巩固提高工作，放在一边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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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年觉，结果，试制比国外早，而投产使用却落在外国的后面，工人很有意见。后来，他们不断克服这种只开花不结果的“半截子革命”作风，在样机试制成功后，就发动群众，选型定型，组织会战，分批推广，做到一个机上开花，在全行业迅速结果。由于针织行业大都是小厂，人力、物力都比较单薄，如果分散搞，各管各，战线拉长，大家都搞不成。因此，公司领导遵照毛主席“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教导，每年抓好一两个重点项目，把全行业的人力、物力、资金集中起来，组织大会战，分期分批改造，-一年一个小变化，儿年一个大变化，最后使整个行业的面貌根本改观。象前面讲到的自动手套机，九台样机试制成功后，便发动群众评比，根据工效高、操作简便、用料少、造价低廉、维修方便等标准，把各个样机的优点集中起来，再试制出作为成批生产的新型样机，经群众使用鉴定后，就大面积推广。第一年先生产三十台，试用改进后，第二年、第三年分别生产了一百台、三百台，到一九七二年，除少数因外贸需要不予更新外，全部换上了新型自动手套机，实现了手套行业的第三次革命，使生产效率又提高了三倍多。这几年来，他们对于袜机、棉毛车的改造，对于圆网烘燥机、高速包缝机、高速槽筒车、大卷装波罗锭等新设备的推广，都采取了这个方法，效果很好。对于一般辅机的技术革新成果，则通过现场会、交流会，发动各厂自己推广，使一般项目也能及时在全行业开花结果，加速行业的技术改造。
    三、把专业队伍同群众队伍结合起来，建立一个强大的技术后方。这些年来，针织行业通过技术改造，不仅在各厂逐步建立了一支与群众技术革新密切结合的机修队伍，而且在公司下面，先后建立了三个针织机械厂，分别和手套、袜子、内衣三个行业对口挂钩，为全行业的技术改造服务。这三个机械厂工人大都是由袜厂转业，并由行业内抽出部分技术力量改建起来的。开始只生产行业专用设备的配件，随着行业技术改造的不断深入和扩大，如果只靠生产厂分散制造设备，困难很大，必然影响技术改造的进度。因此，他们把部分配件的生产任务下放到机修能力较大的工厂，同时使这三个机械厂除继续生产配件外，进一步成为集中各厂技术革新成果，进行行业技术改造的基地和组织行业大会战的骨千力量。实践证明，轻纺工业根据专业需要，也搞一点机器制造，能够大大加速行业的技术改造。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三个机械厂急行业所急，想行业所想，和前方生产厂结合，不仅为全行业制造了包括具有先进水平的高温高压溢流染色机等几千台各种类型的新设备和专用设备，而且自力更生，自己武装自已，先后制造了各种金工设备一百五十多台，使原来因陋就简、土法上马、只有少数老爷车床、只能修修配配的厂，逐步建设成为拥有车、钳、刨、铣、磨、镗等机械装备，能够生产成套设备的工厂，职工人数也分别由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三、四百人。由于他们对行业改造作出了贡献，工人们亲切地称之为“我们的三只老母鸡”。
    立足于创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
    实现行业改造规划，是一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战斗。针织行业的工人说得好：自己动手，改变面貌，不能跟在人家后面爬行。要立足于创，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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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电子、光学、化学等先进技术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但是，针织工业是和内衣、袜子、手套打交道的，能不能用？过去一直不敢设想。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等教导，在“四五”技术改造规划中，提出了攻占电子技术“高地”的奋斗目标，并且发动群众，组织力量攻关。上海针织十三厂、上海织袜一厂等参加试制的同志，一不懂电子技术，二不会机械制图，但是他们相信，“卑贱者最聪明”，狠批唯心论的“天才论”和“电子神秘论”，闯过了技术上的重重难关，终于试制成功了具有先进水平的电子提花纬编机和电子提花织袜机。电子技术在针织行业的初步应用，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这几年来，广大针织工人努力用最新技术武装针织工业，采用先进技术的范围越来越广。目前，全行业采用电子新技术的已有二十二个项目，激光、光电、射流、静电、生化以及化学处理等新技术新工艺也有一些使用。
    恩格斯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立足于创，走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就要把广泛采用先进技术和认真总结群众丰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手套、袜子、内衣的生产，从来都有几道工序，如手套机实现单机自动化后，缝头、缝罗纹，仍然需要大量手工，手套、袜子辅助工序的工人，甚至超过挡车工人好几倍。文化大革命以来，这些行业的广大职工，在过去技术革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步法”的大胆设想。开始有些人认为，这种机器国外还没有，是“胡思乱想”。但是，针织工人不理这一套，他们知道，要攀登科学技术高峰，是没有平坦大路可走的。他们天不怕，地不怕，不怕失败，不怕挫折，有的坚持了五年，有的坚持了八年，经过几百次、上千次的试验，终于先后试制成功了一些样机，有的已开始小批试验性生产。这些新设备虽然还不够完善，有的还有缺陷，但重要的是，“坚冰已经打破，航线已经开通”，广大针织工人说：我们既然能够使一步法织袜机、
    一步法手套机和缝纫自动流水线从无到有地搞出来，也一定能够使这些新设备从不完善到完善，使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这些新生事物大放光彩。针织工人这种敢想敢干，立足于创，立足于超的革命精神，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三大革命实践中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气概。
    毛主席说：“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针织工业系统的广大职工，就是这样的军事家，他们凭着旧社会留下的这样的舞台，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作用，演出了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使行业的技术面貌不断发生新的变化。
    “革命征途无止境，好马上程蹄不停”。现在，针织行业的广大职工，在已经取得胜利的基础上，正在进一步制订1976~1985的十年发展规划，要求实现七个化，即手套机电子群控化、袜机单程电子群控化、漂染自控连续化、针织电子群控高效化、缝纫单机自动高效化、印花自动化、辅助工作机械化。手套行业的职工形容实现电子群控、建立少人车间以后的情景是：“挡车不用走，落片不用手，上纱不接头，好次分道走。”针织行业的广大职工，在这个宏伟远景的鼓舞下，正在鼓起更大的革命干劲，为实现这些远大的奋斗目标英勇奋战！
    (本文作者系本刊政治经济学学习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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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平论
    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英雄塑象
    淡话剧《战船台》中雷海生的形象塑造
    文雁平
    上海话剧团创作演出的大型话剧《战船台》，使人强烈地感受到朝气蓬勃、焕然一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气息，耳目为之一新。
    新在那里呢？
    它以党的“九大”以后革命继续深入的形势为背景，通过小船台造万吨轮的伟大革命创举，揭示了新形势下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新特点，展示了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中国工人阶级新的精神面貌，塑造了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革命闯将的新典型。雷海生，就是这样一个闪耀着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光辉，具有崭新的精神面貌和时代特征的艺术
    典型。
    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自觉地为贯彻毛主席革命路线而舍生忘死的战斗，这是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最崇高的品质和他们思想性格的核心。但由于每个历史时期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不同，处于不同斗争环境中的英雄人物的路线斗争觉悟，也就具有不同的特点。雷海生，是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并走上了领导岗位的工人新干部。《战》剧在揭示他的路线斗争觉悟时，根据他的特定地位，突出了他坚持继续革命、自觉保卫文化大革命成果、反对复辟倒退的反潮流精神，使这个英雄形象具有不同于文化大革命前的英雄人物的时代特征。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与群众具有血肉般的联系，他们来自群众，代表群众，是群众的小学生，又是群众的带头人。雷海生就是这样。他当了建造万吨轮的总指挥，地位变了，身份变了，跟群众更贴心了。他提出的倡议反映了群众的志气和愿望，他制定的方案集中了群众的智慧和才能。他和群众一道为建造“东方号”日夜奋战，他率领群众和赵平开倒车的行为进行斗争。《战船台》在表现雷海生与群众的关系时，突出地表现他支持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率领群众坚持前进、反对倒退、反对妄图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的修正主义思潮，这就使雷海生和群众的关系具有了新的时代色彩，使雷海生的形象达到了新的思想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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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充分揭示雷海生这个英雄形象的时代特征，反映他的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战》剧在时代背景的安排、矛盾冲突的开展以至细节上的艺术处理等方面，是狠下了一番功夫
    的。
    伟大导师恩格斯曾经指出，文艺作品必须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典型环境是典型人物赖以成长和活动的土壤。环境不典型，人物也就会失去典型性。写好典型环境，概括出一定历史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特点，设置反映生活本质的矛盾冲突，是塑造好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前提条件。
    《战》剧的故事发生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七十年代第一春。在我国造船工业大打翻身仗的雄伟的历史背景下，通过小船台上造万吨轮这一富有典型意义的中心事件，为雷海生设置了赵平和董逸文这两个最能反映新形势下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新特点的对立面人物，并以雷海生为中心，以雷、赵的矛盾为主线，交错着董逸文的破坏活动，有层次地组织了关于接受革命倡议的辩论、两个建造方案的交锋以及船台遇险后的激烈斗争这样三个回合。这就为雷海生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环境，有助于英雄
    形象的深入刻划。
    全剧的第一场就是引人入胜的。幕-一拉开，以沈玲娣为首的一群生龙活虎的青年造船工人，一上场就向秦火云描绘了雷海生的小船台上造大船的倡议引起全厂沸腾的情景，渲染出了文化大革命中造船工业战线大打翻身仗的热气腾腾的气氛。紧接着赵平上场，与沈玲娣和秦火云有这么几句对话：赵平：怎么，是海生回来了！
    沈玲娣：不，是我们来请战啦！你再不表态可要炮轰了！（众笑）秦火云：老赵，有了这批生力军，你不愁任务完不成了吧！
    赵平：日子也不好过啊！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摆平了全年计划，生
    产刚走上轨道，昨天海生一个倡议，冲得我稀里哗啦！
    沈玲娣的“请战”和“炮轰”，不但生动地表现了这个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红卫兵头头的生气勃勃的性格，而且典型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建立起来的新型的干群关系和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赵平的几句口气冷淡的台词，一开始就表现了象他这样一些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缺乏认识、对革命的新秩序不习惯、有抵触的干部的思想特征，也点出了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后的斗争的历史特点。
    这一切，为雷海生的出场作了铺垫，又烘托了雷海生这个英雄人物进行斗争的典型环境，具有很浓的时代色彩。
    “为打翻身仗大喊大叫，我赞成。老赵，小将在挑战了。”
    这是雷海生上场的第一句话。这句话，旗帜鲜明，铿锵作响，一下子就展现了这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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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平称为“火神爷”的闯将性格。紧接着，他打开“东方号”万吨轮模型，宣布：“毛主席号召我们建立海上‘铁路’的战斗打响了！”并决定：“攻关会现在就开”，突出了他的“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
    攻关会上，风起云涌，矛盾交错。董逸文暗中破坏，王大川愤然离去，赵平消极不管。大船未造，矛盾纷至沓来。困难一下子集中到了雷海生面前。但是，雷海生却十分坦然地表示：“暴露了矛盾是好事嘛！”并尖锐指出建造这艘“东方号”，“不仅是生产仗，而是一场政治仗，志气仗！在这样的战斗中不可能是风平浪静的”。
    从雷海生出场前的气氛渲染，到雷海生登台后第一句台词的锤炼，直至迅速地把他推进矛盾的漩涡，《战船台》始终紧扣着时代的脉搏，用富于时代特征的、性格化的语言，勾勒出时代的面貌，体现出时代的精神。这就使典型环境的描绘和对典型性格的刻划融为一
    体，交相辉映。
    《战船台》非常注意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刻划英雄人物的典型特征。在“东方号”合龙的时候，船台出现了险情。这个险情本来是新生反革命分子董逸文阴谋破坏的结果。但是赵平却不从险情查敌情，摆出老爷架子训斥群众，说什么“搞这样大的工程，七拼八凑、大轰大嗡是不行的”。甚至利用职权，压制群众抢险合龙，硬要把“东方号”半截子推下水，实际上是宣布打翻身仗失败。面对赵平的这一系列在政治上开倒车的错误行动，雷海生挺身而出，率领群众向赵平的错误作斗争，发出了“工人阶级决不允许开倒车”的钢铁誓言。同时又教育群众注意党的政策，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当群众提出“搬开绊脚石，叫他靠边站”时，雷海生说：“不能叫老赵靠边站，要叫他往前站！”“靠边站”和“往前站”，差别只在两个字，但却体现了雷海生高度的无产阶级原则精神和政策观念。当赵平说什么“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了，你不要搞那一套了”时，他尖锐地指出：“你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有抵触，这就是你一错再错的关键！”并进一步提出：“我看你还没烧透，还得给你加把火！”真是针锋相对，寸步不让。雷、赵的这一场冲突，具有深刻的社会内容。赵平在激怒之中，一句话暴露了他的内心世界：正因为对文化大革命的“那一套”有看法，才跟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格格不入，对革命新秩序别别扭扭，对新生事物吹毛求疵；正是“那一套”，挽救了赵平这样的千部，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革命发展了，以为“那一套”已经不行了，就一定会走上修正主义的老路，导致资本主义的复辟。赵平正在走这条路。这种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正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后路线斗争的新内容、新特点。雷海生抓住赵平的思想实质，高屋建瓴、风卷残叶地予以迎头痛击，继续发扬文化大革命的大无畏精神，再一次挽救了赵平。《战》剧就是从这样尖锐的思想冲突中，提炼出富有战斗性和强大现实意义的主题。
    正因为《战船台》的冲突，是建立在尖锐的思想对立上的，能较好地展现人物的精神面貌，因而显得有深度、有动人之处。有一些作品，冲突很尖锐，争吵很激烈，但往往纠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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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问题上，见物不见人；或单纯追求情节的离奇，人物跟着情节转。《战》剧却通过“船台之争”，不是停留在“大”“小”问题上，而是抓住两条路线的实质，揭示斗争的时代特点，概括英雄人物崭新的思想风貌。这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为了把雷海生的英雄形象塑造得高大、丰满，《战船台》的作者还注意了语言的提炼和细节处理的艺术性。雷海生在关键时刻的语言，不仅具有思想性，而且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亲切动人。比如“早等风、晚等风，等来好风就张篷嘛！”表现了雷海生渴望战斗的兴奋心情，具有造船工人的鲜明特点。再如“上汽艇、解缆、开航！”“让我们迎着大风大浪向前闯！”这样一些饱含着深刻思想的凝炼的语言，生动有力，发人深思，充分地表达了这位英雄人物的革命意志和战斗豪情。细节的提炼，如斧子这道具的运用，起到了一石数鸟的作用：在结构上，贯串全剧，并且组织有起伏的几次冲突，是全刷比较细致、抒情的一笔；在思想意义上，它把历史上的路线斗争和现实中的路线斗争联系了起来，进一步激发了老工人王大川的造大船的革命志气，成了促使赵平转化的重要契机，是教育广大群众的很好的教材，也是雷海生抒革命豪情的重要凭借。这一道具又很有造船工业的特点，它的反复运用为全剧增加了生活气息，为塑造形象、阐发主题增加了不少光彩。
    雷海生这个英雄形象所以塑造得比较成功，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努力做到典型化。毛主席早就指出：“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发展了恩格斯关于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论述，概括了无产阶级文艺创作的根本规律，也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形形色色的谬论，诸如写真实论、灵感论、娱乐论、唯情节论等等，对发展文艺创作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战船台》开始创作时，没有在对生活进行典型概括上狠下功夫，而是罗列了不少生活现象，结果写成了
    一篇琐碎的“造船记”。后来，他们进一步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和革命样板戏的经验，重新深入生活，有重点地、深入地研究了许多类似雷海生这样的工人新干部，不仅研究他们的英雄事迹，更主要的是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然后，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对现实生活中的人物进行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这才比较成功地塑造出了雷海生这个英雄典型。如果说，雷海生这个英雄人物现在还不够丰满，那么，主要原因也还是在于对全剧的矛盾冲突，特别是对于矛盾冲突转化的处理上，不够细、不够深，没有达到更高程度的典型化，因而影响了对英雄人物内心世界的更深刻的揭示。尽管《战船台》还存在一些美中不足，但是它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英雄塑象、为保卫文化大革命高唱战歌，大方向是完全正确的，所取得的成就是可喜的。我们完全相信，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在广大工农兵的热情帮助下，《战船台》一定会改得更好；社会主义文艺舞合上，也一定会出现更多、更完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的英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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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情歌颂工人阶级的苹命首创精神
    《科学技术第三号》观后
    方·亮
    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科学技术第三号》（一九七三年），以简练而生动的画面，形象地介绍了上海工人阶级创造的大型竖井钻机、铟灯显微投影装置、电子控制织羊毛衫等三束技术革新之花。看了真使人扬眉吐气，精神振奋。
    影片通过这三束技术革新之花的介绍，热情地歌颂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表彰了他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新贡献。过去织羊毛衫，要用手摇，劳动强度大；放针收针要用手工，一个人只能管一台机器；织多少转，要靠口数心记。过去竖井掘进，经年累月，费时费工，强度大，工效低，拖了开发矿山的后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武装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牢牢地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懂得要从繁重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不靠神仙皇帝，不靠资产阶级恩赐，只靠我们自己。于是“老爷机器”跨进了“电子世界”，我国第一个羊毛衫群控车间诞生了，于是钻头直径最大可达七点四米，用可控硅控制的我国第一台大型竖井钻机创制成功了。这是多么可贵的“第一”啊！这是工人阶级革命首创精神的生动体现。有了第一，就会有第二、第三，以至技术革新的灿烂之花遍地开放，把我国的科学技术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你看，在那高耸蓝天的钻井架旁，一位英姿飒爽的青年女工，正在豪迈地揿着电钮，操纵着大型竖井钻机，随着钻杆的飞转，我们仿佛看到祖国丰富的地下宝藏源源输往工厂，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光发热…这不正是今天工人阶级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的生动写照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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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阶级。他们自觉地肩负起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他们深切地理解“抓革命、促生产”的辩证关系，把抓好生产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跟远大的革命理想联系起来，一丝不苟地搞好本职工作，为建设共产主义大厦添砖加瓦，争做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而政治工作又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生产上、技术上的新成绩，是思想政治之花结出的硕果，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新胜利。在当前批林批孔运动深入、普及、持久地进行下去的时候，象《科学技术第三号》这样，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表扬那些抓革命、促生产做得好的先进单位，表扬那些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人物，宣传和推广他们的经验，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过去，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工人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受到压抑和排斥。而影片所反映的这些科学技术的新成就，正是战胜了刘少奇、林彪一伙崇洋卖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他们鼓吹的“爬行主义”、“洋奴哲学”，粉碎了兜售“上智下愚”的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科学技术战线一定会出现更新的面貌。这将激励着我们更加自觉地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努力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为工人阶级发扬革命首创精神提供了最好的条件，影片告诉我们：我国第一台大型竖井钻机，是全市一百多个单位“大会战”的结果；那台铟灯显微投影装置，也是复旦大学、第二光学仪器厂、肿瘤医院、第一医学院等单位“大协作”的产物。“大会战”、“大协作”，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可能有的新事物，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大会战”、“大协作”，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就能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各显神通，从而产生新的生产力。不是吗？大型竖井钻机的诞生，为多快好省地建设刊矿山提供了新设备，加速了开发业的步伐；铟灯显微投影装置的试制成功，为我国科学研究、医学教学等工作提供了新的条件。如此规模宏大的会战与协作，在那以邻为壑、追求专利、榨取高额利润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是根本无法想象的，因为那种不同形式的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已经是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只有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为我们攀登科学技术的高峰提供了最好的条件，我们更应奋发努力啊！
    我们欢迎《科学技术第三号》。这类影片，既不同于科教片，它没有科教片那样详尽、系统，只是传递科学技术的新消息，但比科教片反映新成就更迅速，也不同于新闻纪录片，它并不记录人们在革命实践中的动人事迹，只是偏重于技术成就的介绍，但又要求象新闻纪录片那样及时，具有“新闻性”。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科技新闻”或“科技简报”。正因为它能及时、迅速地报告最新科学技术成就，能使人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必将对当前的技术革新会有大的促进，鼓舞着人们更积极地投入三大革命运动。因此我们希望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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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更好的“科技新闻”。
    当然，我们并不以此满足。象《科学技术第三号》的内容，可以拍成很好的科教影片。因为科教片更能从容裕如地介绍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经验，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阐述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帮助人们正确认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的客观规律，更好地进行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的斗争；并能更好地把普及科学知识、推广先进技术同宣传党的路线、政策结合起来，同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结合起来，同热情歌颂工农兵群众和科学技术人员的革命首创精神，表现今天工人阶级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结合起来。我们所说的“从容裕如”，并不是要科教影片越拍越长。“简练”，是任何影片样式都必须坚持的。科教片越拍越长的倾向，甚至把故事片的手法和纪录片的内容都硬拉进来，搞得结构松散，枝蔓过多，是不足取的。
    好题材是客观存在，三大革命运动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但要变成好的报道、好的“科技新闻”，就要依靠我们的新闻工作者、电影工作者深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挖掘它、分析它，迅速及时地把它反映出来。它也为小说、戏剧、电影各种文艺样式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开拓了反映工农兵、为工农兵服务的广阔道路。文艺作品要求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更要热情地歌颂工人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象《科学技术第三号》所反映的科技成就中，有多少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推而广之，在亿万群众的三大革命运动中，新事物、新思想更是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可惜我们的文艺作品反映得还很不够，与革命的发展还不相适应。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中国，这类英雄人物何止成千上万，可惜文学家们还没有去找他们”。当然，文艺作品要表现大型竖井钻机、钢灯显微投影装置等工人阶级的一系列发明创造，必须创造典型，摆脱技术过程的束缚，突破真人真事的局限。但要典型化，要概括，首先要求创作人员深入生活，从生活中挖掘宝藏，汲取创造典型的大量生动的素材。只有这样，才能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高度概括地写出今天工人阶级焕然
    一新的精神面貌的英雄人物来。创造典型，坚持无产阶级文艺的高标准，这是一项重要而细致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因而深入生活，也不能“蜻蜓点水”，或者“走马看花”，得花几年的时间，扎扎实实地搞，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时代在前进，斗争在召唤。热情歌颂工人阶级的革命首创精神，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是广大群众的殷切期望，也是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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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革命
    红验总结
    坚持办好函授教育
    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好函授教育，是批林批孔
    天豆旺运动中教育战线上出现的又一个新生事物。几个月
    的实践证明，办好函授教育，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关心知识青年的成长，缩小三大差别，有着深远的意义。因此，函授教育开办以来，深受广大知识青年和贫下中农的欢迎，充分显示了这个新生事物的强大生命力。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既然广大知识青年对函授教育如此欢迎，我们就应当坚持下去，把函授教育办得更好。坚持下去，就是要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坚持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紧密结合农村三大革命斗争的实际；坚持群众办学，紧紧依靠当地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各有关部门和广大贫下中农的支持；坚持勤俭办学，反对铺张浪费和各种资产阶级歪风邪气。
    当然，“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函授教育要坚持办下去，也一定会存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旧的东西、资产阶级的东西总是要依附在新事物上顽强地表现出来，使函授教育离开无产阶级的方向；对于我们的同志来说，也有一个不断实践、不断认识的过程。因此，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地宣传办好函授教育的深远意义，为新生事物的成长大喊大叫。同时，敢于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一切不符合无产阶级原则的歪风邪气作斗争，使函授教育在斗争中不断地巩固和发展。要坚持把函授教育办好，学校必须有一支领导、工人、教师组成的骨干队伍。党委应当经常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研究。要关心参加函授教育同志的思想和生活。在校的教师应当分期分批参加函授教育，到工农兵中去经受锻炼、接受教育。这对于进一步沟通大学和社会的联系，改革大学学制、教材和教学方法，以及教师队伍的改造，都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函授教育作为一个新生事物还刚刚开了个头，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一定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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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短训班办到农村去
    上海海运学院函授教育小组
    今年四月八日至三十日，我们到安微阜阳县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举办了一期农村会计面授短训班（以下简称“农会短训班”）。由于阜阳县委的重视，县人民银行、县乡办和教育局，以及上海学习慰问团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合，使这期农会短训班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受到了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的欢迎。
    一张大字报引起的争论
    我们学校是培养海洋运输人员的工科院校，要不要为知识青年举办农会短训班？是有过一番斗争的。
    今年春节前夕，我院曾经为返沪探亲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举办了一期农会短圳班，有
    四十九名学员。他们来院后，认真攻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批林整风和教育革命，刻苦钻研会计业务知识，并且积极开展文娱体育活动，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充满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但学院里有些人却对这些新型的农民学员看不顺眼，说他们是“阿乡”、“土里土气”，不是“正规”的大学生。面对这股轻视体力劳动、排斥工农兵进大学的旧习惯势力，农会短训班学员贴出了一张革命大字报，联系孔老二辱骂学生学农是“小人”以及林彪恶毒攻击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等反动谬论，批判了这种轻视工农兵的错误倾向。并且尖锐地指出，大学的门是不是朝工农兵开，实际上是一个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院党委热情地支持和推荐了这张革命的大字报，并且加了按语，作为向全院革命师生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教育的活材料。于是平静的海院，顿时沸腾起来了。大家围绕着大学为谁开门，教育为谁服务，要不要举办农会短训班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开始有的同志认为：“海有边，河有岸，大学有专业分工的界线”，培养海洋运输人员的工科院校搞农村会计，总有点“不对口”，是“额外负担”。但多数同志认为，大学是要有专业分工，但是专业“对口”，首先应当对三大革命运动需要的“口”；举办农会短训班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是广大贫下中农和知识青年的迫切要求，大力办好农会短训班对于巩固和发展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帮助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我院又有一定的财会方面的专业力量，应该大办、办好农会短训班。不仅要请进来办，而且要走出去办。这条路子是符合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经过这场争论，大家对于社会主义大学如何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开门，思想上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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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了。今年三月，函授教育开办后，我们就组织了有工宣队师傅、干部、教师参加的“三结合”教育小组，奔赴安徽农村，为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开展业余函授教育。在阜阳县举办了这期农会短训班。
    把思想工作放在首位
    参加这期农会短训班共有五十七名学员，他们大多数都是经过几年锻炼的知识青年，要求学习的心情十分迫切。在农会短训班开学时，有些学员冒着倾盆大雨，背着五、六十斤的行李，步行六、七十里，高高兴兴地前来报到，决心学会会计为贫下中农掌好财权。但也有一些学员，对学习会计的目的意义认识不足，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思想。有的学员怕学了会计业务长期留队，感到“一把算盘一枝笔，打来打去没出息”。还有一些学员则有畏难情绪，认为会计是得罪人伤感情的工作。有的坏人还趁机造谣，妄图破坏函授教育，动摇知识青年扎根农村的决心。这些情况使我们看到，围绕一把算盘的斗争是多么激烈啊。
    毛主席说：“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办好短训班，首先应当把思想工作放在首位。我们遵照毛主席“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的教导，坚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以批林批孔作动力。短训班第
    一课讲的不是算盘业务，而是请了苦大仇深的老贫农作忆苦思甜报告。还参观了阶级教育展览会，召开了两次批林批孔大会和一次交流会，出版了大批判专栏，认真学习讨论了中央文件和报纸、杂志上的有关文章。同学们愤怒声讨了林彪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阴谋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农会短训班成了批林批孔的战场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教育的课堂。有的学员在批判中，联系他们村解放前后翻天覆地的变化说：解放前，算盘握在地主手里，算盘一响，贫下中农遭殃，一年累死累活得来的粮食就白白流进了地主的粮仓，劳动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惨死在逃荒路上。解放后，贫下中农翻身做了主人，算盘掌握到了自己手里，真是算不完人民公社的丰收账，贫下中农喜气洋洋。一把小小的算盘，记下了解放前贫下中农的血泪账，解放后贫下中农的幸福史。通过批林批孔，大大地激发了学员们的无产阶级感情，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增强了扎根农村干革命的决心，加深了对学习会计，为贫下中农掌好财权的重要意义的认识。许多学员看到，当前农村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还十分尖锐复杂，阶级敌人随时都想夺回他们失去的算盘，有的四类分子就曾经跳出来要当会计，阴谋挖社会主义的墙脚，瓦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因此大家表示，一定要把好社会主义关，堵死资本主义道路，记好每一笔账，拨好每一颗算盘珠，当好贫下中农的管家人。学习的目的明确以后，学习的积极性就更高了。为革命而教，为革命学习蔚然成风。
    请进来走出去
    农会短训班的学习时间只有短短的二十二天，既学政治又学业务，除了政治活动和珠算课的时间以外，学习会计记账的时间不过十三、四天，如何在短期内使学员掌握好会计业务知识？有的同志提出，应当继续开门办学，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到社队去，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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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践中学，拜贫下中农为师，理论密切联系实际，这样学得快、学得好。但有的同志则认为：“爬山有高峰，走路有尽头，大学的门已经开到了农村，再要开门办学怎么行？还是抓紧时间上好课，完成任务就不错了。”实际上，这是一种关门读书的老办法。针对这种情况，大家学习了列宁的教导：“如果学习、教育和训练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这样的教育方式我们是不会相信的。”认识到，下农村办学，仍然存在“关门”与“开门”的斗争。农会短训班时间短，更应当加强针对性，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于是我们请了十九年如一日，坚持“勤俭办社”、“民主办社”，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地区模范会计来班上课，参观他的先进事迹和报表账册。这位老会计自当会计以来，一直利用业余时间记账，坚持不脱产不误工，不要集体补助一分钱，做到日清月结，按时公布账目，账簿一丝不苟，字字清爽，笔笔明白，十九年没错一笔账，不差一分钱，特别是他敢于坚持会计制度，抵制歪风邪气，积极宣传和贯彻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使同学们受到深刻教育，学到了许多先进思想和会计经验。同学们说：“这一课是书本上学不到的，大学老师是上不好的，只有贫下中农讲师才能上好这一课。”我们还请了具有多年农村经济工作经验的县、社业务部门的同志来作报告，对知识青年进行落实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搞好社、队三大管理（计划、劳动、财务)和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关系的教育。另外，我们还请了十八位社、队会计当辅导员，他们满腔热情地把多年积累的会计工作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学员。他们手把手地和学员一起学习，一起讨论，一起完成作业，大大加快了业务学习的进程。在教材改革上，我们采用当地新编的乡土教材，编了补充讲义，一切都按照安徽现行的会计制度为准，在编排作业练习时，也完全采用生产队中典型实际例子，连作业用的报表账册也是生产队正在使用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真刀真枪地干。在教学方法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填鸭式、注入式，而采用启发式、讨论式，打破“一言堂”，实行“群言堂”，师生共同备课，师生都上讲台，广泛开展“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练兵运动，教得生动活泼，学得主动积极。我们还按照毛主席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路线，针对会计的特点和学员的具体情祝，采取精讲多练，边讲边练，从练习中综合问题，反复讲原理，同学们反映说：“讲得清楚，听得明白，印象深，理解快，掌握牢。”为了加强实践环节，同学们做了十一个练习，完成了两套全过程的大作业。在教学结束阶段，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检验学员对会计业务掌握的程度，还对十五个生产队进行了查账建账实践。学员们独立操作，原计划三天完成，实际只用了一天半，就胜利地完成了查账建账的任务：并且查出了社、队财务管理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既教育了学员，又锻炼和培养了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经过二十二天的学习，学员们不仅掌握了社、队会计的基本业务知识，而且学会了算盘的多种计算技术，还学习了一些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知识。学员们说：“农会短训班好就好在时间短，收效快，既学了业务，又学了政治。”通过农会短训班的教改实践，锻炼了教师，教育了干部，促进了教材改革，推动了教育革命，提高了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自觉性。我们决心把函授教育坚持办下去，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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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谈当好兼职辅导教师的体会
    江西婺源县许村卫生院王玉东
    我们卫生院是函授教育医防科目的对口单位。函授教育开办以后，领导就确定我和朗湖大队的赤脚医生叶中盛同志担任兼职辅导教师。接到这个任务，我们俩都很高兴，把这一工作看成是党交给我们的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从开学以来，除了平时加强和函授学员的联系，还按照上海第一医学院编写的医防教材，每月集中辅导一次。通过实践我们体会到，真正要当好一个兼职辅导教师，并不是十分容易的。
    开始，我们总以为，当个兼职辅导教师，无非就是辅导辅导，给函授学员讲点医防知识。但实践证明，这种单纯业务观点是不对的。这次参加医防函授的有十位知识青年，他们多数对学好医防为坚持乡村干革命，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思想是明确的。但也有少数同学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想法：有的认为“学一点，自己好”，“学好技术，走到哪里都不怕”，个别同学有好高骛远的思想，报名时情绪很高，翻阅课本后，就认为“一看就懂，阮啥好学”，也有个别同学存在“劳动辛苦，学习轻快，工分照记，一举两得”的想法。由于我们忽视了思想教育，没有及时解决这些思想问题，使函授教育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这个教训很深刻。毛主席早就说过：“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函授教育也不例外。教书必须先教人。兼职辅导教师和函授学员直接见面的机会比较多，更有责任帮助学员端正学习动机，树立为革命而学的思想。否则，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性，文化知识传授得再多，也可能不为贫下中农服务。提高了认识，我们就一方面组织学员学习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学习李月华、赵普羽等先进人物，明确“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叶中盛老师还结合自己当赤脚医生的经历，谈为贫下中农服务的体会，使同学认识到，在偏僻的山区，当一个赤脚医生能够把党的温暖和关怀带给广大贫下中农，这样的任务既光荣又艰巨。假如没有为贫下中农服务的一颗红心，学了医疗技术，也是当不好赤脚医生的。同时，我们还运用学员的亲身体会，进行现身说法，启发学生为革命刻苦学习，掌握过硬本领。比如有一个同学在仙源林场担任赤脚医生，由于缺乏临床经验，有一次，一个贫农社员高烧不退，伴有腹痛，这个同学心情很焦急，但拿不定主意，下不了诊断，后送卫生院治疗，确诊为肠伤寒，住院治疗后出院。这次，她深有感触地说：“要为贫下中农解除疾苦，就非得学好本领不可”。在她启发下，其他同学都纷纷表示，要为革命而学，为扎根农村而学，为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而学。
    要使学生掌握过硬的本领，就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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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则，做好学员的辅导工作。医防函授教材是按农村常见病的防治进行编写的，但绝大部分学员由于缺乏基础知识，开始讲课时普遍反映，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讲如何问病史时，结合讲人体解剖位置；听心脏时，结合讲循环系统；讲腹泻，就结合讲消化系统；讲咳嗽，结合讲呼吸系统，并尽量借助有关图谱。这样做虽然学员反映容易理解，但有些问题仍然模模糊糊。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山区卫生院缺乏教学设备，解剖挂图没有一张，更说不上什么解剖模型，实物教学比较困难，学生不能直观地观察各种生理现象。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与食品站联系，趁他们杀猪机会，带学员看猪的解剖位置，结合讲解。通过猪心解剖，亲眼看到心房、心室、瓣膜、动脉，把病理产生原理弄清楚。叶中盛老师分工讲中医中草药部分，他发现医防教材中，中草药部分没有具体药方，就结合本地实际，补充编写了一本中草药特效药方。为了上好中草药这一课，他还利用业余时间采集和制造了各种中草药标本，便于同学学习和识别。同学反映，这样学“看得见，摸得着，容易懂，印象深”。
    学用结合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方面。因此，我们还在辅导中尽量让学生自己多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书本知识的理解。除了采取互相量血压，听心脏，扎针外，凡是卫生院有的医疗器械设备，尽可能满足他们实习使用。同时，带他们查病房，结合病例，进行实习。每月集中二天，时间毕竟有限，我与叶中盛老师就同各大队医疗站联系，每站确定
    一名赤脚医生加强与函授学员的联系，带领他们实习，解答疑难问题。有的同学，还主动承担起所在生产队的预防治疗，从中得到实践的机会。有个同学学中草药，根据向当地贫下中农调查访问中了解到的治疟疾的民间验方，用野艾放在病人胸前，经过大胆试验，达到了疗效。实践证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函授学员就能学得生动活泼，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越学劲头越大。
    当好辅导教师，认真备课是很重要的一环。只有把课备好了，讲起来才胸有成竹。我是个农村医生，每天都有医疗业务，农村看病又不分早晚，对于业务工作与教学工作如何安排呢？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我就白天利用医疗空隙，见缝插针进行备课，晚上也经常搞到深夜。由于自己长期做临床医疗工作，过去接触病例较多，但有些基础知识已经忘记了，这次担任兼职教师也是一次极好的学习机会。为了提高备课的质量，在备课前我与叶中盛老师进行分工，共同研究每一章节的重点要求，尽量发挥一根针、一把草的作用。叶中盛老师所在的医疗站，最近只有他一个“主角”，全大队十三个生产队，巡回一转就有四、
    五十里路。他工作担子重，还要当兼职教师，白天外出巡回，晚上还要挤时间备课。有几个学员不能前来听课或请假外出，回来后我们还要抽空给他们补课，来一个补一个，使他们赶上进度。这样做虽然很辛苦，但我们觉得能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做点工作，这是最大的愉快。
    我们担任医防函授辅导教师的时间还不长，如果有什么成绩的话，也是由于领导和群众的支持，使我们为函授教育做了一点工作。今后决心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关心知识青年的成长，培养更多的不脱产的医防人员，改变山区医疗卫生的面貌作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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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以自学为主
    时间靠挤
    安徽蒙城县岳坊公社岳南大队戴，黑楼插队小组
    今年函授教育开办时，正赶上夏收大忙季节，早晨四，点钟就要出工，晚上吃过饭就已
    十点多了，每天只睡几个小时，疲劳不用说了，时间确实也很紧。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坚持自学呢？我们的体会是一个字：挤。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时间就象海绵里的水，只要你愿意挤，总是有的。”
    我们小组同志都用雷锋同志的“钉子”精神勉励自已，抓紧一切空隙时间进行学习。有的同志下地带着书，田间休息就拿出来看；有的同志做饭时，.也一边拉风箱一边看书。麦收一过，进入盛夏，昼长夜短，出工时间长，就更加紧张。我们知识青年除了一天三次出勤，休息时间要为贫下中农称柴草、记工，自己也要洗衣、做饭、喂猪，白天根本没法去摸书本。因此，我们就把学习安排在夜里。吃过晚饭，我们小组的同志围坐在小油灯旁，看书、记笔记、写学习心得。实在困得很了，就用冷水洗洗脸，然后再学。为了保证平均每天二小时的自学时间，我们还采取了农忙坚持学，农闲重，点学，阴雨天突击学的方法。今年夏季过后，有一段时间雨水多，农活少，我们就坐下来抓紧学习。六月二十三日是我们的学习日，但头一天因刚下过雨，队里没有活，我们想明天可能要翻红芋秧，于是就把明天的学习活动改到今天。这样，既不耽误生产劳动，又能灵活地利用时间，使我们的函授学习能坚持下来。现在，我们已按照教学要求，学完了规定的有关章节，还看了一部分辅导材料，大大丰富了我们的知识。
    “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把学到的知识用到实践中去，这既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好学风，也是挤时间学习的好方法。因此，我们在生产队领导的支持下，尽可能把已经学到的知识，用来为农村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服务。比如，学习马列的同学，就结合批林批孔的斗争实际，向贫下中农宣讲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学写作的同学，注意观察周围事物，经常写些反映农村斗争生活的小文章。参加拖拉机维修短训班的同学，从县里一回来，就和贫下中农一起研究拖拉机的构造及原理，既是对大家的辅导，又提高了自己。学育种的同学，不仅组织生产队的知识青年一起学习科学种田知识，如结合选穗，讲解小麦的形状和特，点，结合棉田管理，学习病虫害的防治及管理技术，还成立了科学实验小组。他们现在已经基本上掌握了玉米的田间管理、去雄、人工授粉等技术；选出了小麦单穗，准备秋后搞穗行圃；配制了玉米单交种“反帝105”，初步进行了“胜利百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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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红芋的提纯复壮试验。通过这样的实践，我们学习的劲头越来越大，自觉性也越来越高了。我们决心通过函授教育，坚持乡村，坚持学习，把在函授教育中学到的文化科学知识，用来为贫下中农服务，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一次辅导课
    江西波阳县全盘岭公社
    医防兼职辅导教师周天锡
    五月十九日，我们准备为参加医防函授教育的学员上第一次辅导课。当天下午，公社卫生院突然接到新义大队发生麻疹流行的报告，疫情很严重，邻近几个大队亦有发生。麻疹是农村常见的传染病，对幼儿生命威胁很大。因此，我们经过讨论，取得了公社党委的支持，决定第一水辅导课讲麻疹防治，并且把教学放到现场，理论联系实际，从实战中提高学员的医防本领。
    五月二十日现场教学开始：
    第一节课，讲麻疹流行病学。主要内容是解答新义大队党支部书记提出的疑问：全大队各村都有病人，为什么只有陈家生产队没有？带着这个问题，我就和学员一起去陈家生产队调查。通过调查，发现这个生产队七岁以下的幼儿共有二十九名，其中：三岁至七岁
    十九名，六个月至三岁五名，六个月以下的婴儿五名。由于该生产队一九七二年冬曾经流行过一次麻疹，因此三岁以上的十九名幼儿都获得了终身免疫力；五名六个月以下的婴儿有来自母体的抵抗力；五名易感人群中还有隐性感染可能，也获得了免疫力。这样就形成了免疫屏障，使这个生产队没有一个儿童感染麻疹。学员们经过自己调查分析，找到了原因，加深了对传染病各个环节的理解，学会了观察易感人群的动向，测定疾病流行规律，从中提出切实可行的预防措范。第二节课，讲麻疹临床分期，鉴别常见并发症和简易治疗（包括中草药)。我们选择了五名典型患儿作为示范。其中三名（无并发症）作为前驱期、发疹期、恢复期各一例。对这三个病例，着重讲解各期特征、一般检查、观察麻疹斑、出疹规律、护理等。另外二例并发症，一例是发疹期并发肺炎，一例是恢复期并发维生素缺乏症。主要引导学员细心询问病史、必要检查、有并发症时发症延迟、疹子颜色变化或骤然隐伏、体温变化，以及体症上出现的气急、鼻翼搧动、肺部出现的罗音等病理变化。对基础医学安排，是基础为临床服务，把解剖、生理、病理贯串到各个疾病中去讲，使学生从个别中了解
    一般。第三节课，临床实习。学员分成三个小组，每组五至七人，各有一名医生指导，上门为贫下中农治病。第四节课，教学效果考核。每组选择四、五个病例为考核对象。每个病例都由小组集体询问病史、体格检查、诊断分期、处理意见、书写病历，然后由指导医生复查。学员在复查过程中也可以各自发表见解，开展争论。第一次辅导课上了三天，学员在医生指导下，作了大量庥疹防护知识宣传，为六十名患儿进行了检查，为十八名患儿作了诊治。从考核结果来看，学员基本上掌握了麻疹的病理特征、防治、医疗等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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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辅导课给我们很大的启示：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要辅导好函授学员的自学，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因此，第二次辅导课，我们准备上当地常见的疟疾流行病学。我们相信只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函授教育就能更好地为农村三大革命斗争服务。
    做到“四个落实”安徽阜南县崔集公社党委
    如何搞好自学和辅导？我们的体会是，必须做到“四个落实”。具体是：
    一、组织落实。
    我们公社一共有二十二名插队知识青年，其中参加函授教育马列、农村常见病防治、柴油机维修、农村应用化学等科目学习的共十三人。他们实行“一人报名，全组学习”，因此，二十二名插队知识青年实际上都已参加了函授学习。为了加强领导，公社成立了函授领导小组。公社党委书记亲自抓政治思想教育和业余函授学习，公社政工组长具体负责这项工作。
    二、时间落实。
    公社要求学员在二出工（上下午各出一次工）的情况下，每天平均能安排二小时自学；在三出工（一天三次出工）的情况下，每天挤出一小时坚持业余自学。当然，一天三次出工，早晨四点半就起床出去，八点多回来，九点多又要出去，中午十二点多回来，烧烧吃吃要到二，点左右，下午三，点半再出去到傍晚七点半回来做饭、烧莱、揩身，洗洗弄弄到九、十点钟才能休息，担任队长、会计的知识青年还要开队务会，经常到深夜十一、二，点才能上床睡觉。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挤时间学习确实是不容易的。王家坝生产队知识青年的办法是向家务劳动要时间。他们采取轮流值日做家务的办法，挤出时间，坚持自学。每天出工前后，由一人负责家务劳动（烧饭，洗莱，挑水等），让其他同志看书学习。这样就改变了过去大家一起忙家务，都没有时间学习的局面。采用这个方法，每天至少可以挤出一小时的学习时间。此外，我们还根据学习需要，规定每月以四天的时间，把参加函授教育的知识青年集中到公社进行学习辅导。
    三、辅导教师落实。
    为了搞好知识青年的函授学习辅导，我们选派了有实践经验并具有一定理论水平的工人、干部、医生、中学教员，分别担任马列著作辅导、柴油机维修、农村常见病防治、农村应用化学函授科目的兼职辅导教师。由学员和辅导教师一起制订学习、辅导计划，落实辅导活动的具体措施。
    四、辅导和实习基地落实。
    目前各函授科目都有固定的辅导、实习基地：马列科目在公社政工组，农村常见病防治科目在公社卫生院，农村应用化学科目在公社中学，柴油机维修科目在公社电影广播站。由于做到了“四个落实”，社队的自学辅导活动就能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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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洛克的新变种
    中华造船厂工人美启新
    夏洛克是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个犹太富翁。此人以放债条件苛刻、逼债手段狠毒而出名。有一次，商人安东尼欧向他借了三千块钱，没有能如期还债，他就根据契约要从安东尼欧身上割下一磅肉作为处罚。如此贪婪残暴，典型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本质。马克思就曾经对夏洛克之流所放的阁王债给予一针见血的揭露：“他们借给平民债务人的钱，先变成债务人的生活资料，然后变成债务人的血和肉。”
    今天的苏修叛徒集团就是夏洛克的新变种。它也到处放债，掠取巨额利润。只不过当年的夏洛克是毫无隐讳地放着高利贷，而今天的苏修却是披着所谓“友谊”、“援助”的外衣放债剥削。谁若沾到它的一点边，那可就倒了霉了，少说也得被剥去一层皮。据不完全统计，仅在一九六○年到一九七一年间，苏修就从第三世界廉价掠取了十七亿美元的橡胶和十六亿美元的棉花。如此骇人听闻的高利盘剥，连当年的夏洛克也要自愧不如的了！馋猫念佛一假慈悲。剥削阶级都是一些两面派人物，它们一面嘴角上淌着鲜血，一面却又数着念珠，口中喃喃地念着阿弥陀佛。前不久，苏修头目亲自出马，在联合国的讲坛上，颠倒黑白地编造苏修是第三世界的“天然盟友”的神话，大言不惭地声称他们“坚定不移地”执行给发展中国家“以援助和支持”的方针。但事实呢，苏修不仅从贷款中直接榨取利息，利息之高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贷款剥削；而且还苛刻地规定了受“援”国必须用贷款高价购买苏修的陈旧设备和积压物资，“援建”企业建成后，要拿生产的实物或其他廉价原料来偿还贷款，以便让它从压价收购中榨取差价。此外，它还向受“援”国派出大批“专家”、“顾问”，索取高额工资和津贴。假的总是假的。不管苏修的剥削经唱得多么动听，事实擦亮了第三世界人民的眼晴。一位阿拉伯国家的官员就曾愤怒谴责苏修：“你们硬说帮助了我们，但是同你们从我们那里所取得的东西相比，你们的援助是毫无价值的。”明明是放债剥削第三世界，却偏要说是“援助落后的国家”“建立独立民族经济”。如此花言巧语，实在令人作呕。这使我们想起鲁迅在《栖牲漠》一文中所说的那个衣着阔绰的富人。他对一个只剩一条破裤的穷人说：“你什么都栖牲了？可敬可敬！我最佩服的就是什么都牺牲，为同胞，为国家。”但是，“可惜你还剩一条裤，将来在历史上也许要留下一点白璧微瑕”。不过“机会凑得真好：舍间一个小鸦头，正缺一条裤”。“她是灾民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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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料你一定肯帮助的。我们都是‘贫民之友’呵。况且你做完了这一件事情之后，就是全始全终”。到那时，“呵，一切贫民都鞠躬致敬。”看！剥下了人家唯一的破裤，还说是“成人之美”。今天苏修在第三世界的行径，不是活象鲁迅先生笔下的这个富人吗？
    夏洛克是以逼债出名的。深得夏洛克衣钵的苏修，逼债之凶残是远胜于其祖师爷的。它向别国放债，除了进行经济剥削外，还力图通过经济渗透以达到政治控制。每当苏修“贷款”给一个国家，接踵而来的就是要求各种政治特权，建立各种军事基地，派驻成千上万的“顾问”。有句俗语：“吃了他家的茶，就是他家的人。”苏修奉行的信条就是“借了它家的钱，就得听它家的话，就得随它的指挥棒转”。谁要是不听它的话吗？它就会拿着账本、莫盘，带着打手上门威逼要挟，甚至动不动就动用军队，飞机、大炮、坦克，一起蜂拥而出。此情此景，岂但是割肉而已，简直是敲骨吸髓的了。我国人民对此深有感受。阿拉伯人民在去年十月的中东战争中也吃尽了这种苦头。
    苏修这个夏洛克放债逼债，看起来好象很富有。但其实呢，今天的苏修实在是比不上当年的夏洛克的。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是资产阶级黄金时代的典型形象。你看他女儿戴的一颗金刚钻就价值两千块钱，家底之富可见一斑。而今天的苏修却正处于资本主义江河日下的境地。它表面上“烈烈轰轰”，好象很富足。可实际上呢，苏修国内工业生产停滞不前，农业连年款收，市场供应十分紧张，千疮百孔，捉襟见肘，完全是一副破落户的穷相。但它的野心很大，为了妄想称霸世界，“榨尽了臣民的膏血”，“收入还是弥补不了他们的日益庞大的支出”。最后，只得落到了向资本主义国家乞求大量贷款的境地。
    苏修为了乞求贷款，可谓用尽了心机。它不择手段地拍卖苏联的资源，一再吹嘘它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逢人做媚眼，到处送秋波，以此来引诱美国、日本、西德等国资本家投资进行开发。苏外贸部副部长阿尔希莫夫访美时说，苏“已作好同美国共同开发函伯利亚和沿海石油资源的充分准备”。连西方报刊也认为，苏修正“加紧拍卖苏联资源”，“热衷于出卖苏联人民用鲜血换来的果实”以“延续寿命”。同时，为了谋求贷款，苏修不惜出卖国家机密，向西方提供国内的科技、经济情报。例如：一九七三年七月，苏为了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引进资金和农业技术，向美提供了苏一九七二年在国外购买粮食的详细情况报告。美国官员夸奖说：“这是苏前所未有地提供的资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特别是勃列日涅夫，足可称为世界上第一流“叫化子”。他为乞求贷款亲自出马，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四处哀求，至今尚流传着他的一段“讨饭”佳话。一九七三年五月，勃列日涅夫去西德借债，在勃兰特家里作客。勃兰特请他喝一种斯湛的纳维亚烧酒。勃列日湿夫喝光了一瓶，还要第二瓶。勃兰特开玩笑地说：“要财政部长给钱，才能喝第二瓶。”于是堂堂苏共总书记就立即在一张纸上写道：“请求财政部长，为延长晚上的宴会，再提供一笔资金。”当时在座的西德财政部长施密特看到这张条子，慢吞吞地拿出一一张西德马克，勃列日涅夫立即接过去，装进口袋，拍拍大腿，笑着说：“这是第一次支付的贷款！”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鲁迅有这样一句名言：“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这不正是对苏修叛徒集团维妙维肖的写照吗？逼债时是凶兽，乞讨时是羊，这就是今日夏洛克的新变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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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ー九七四年
    第九期
    总第十三期
    K三×YU PIPA7
    上海学习与批判杂志翁辑部箱
    上海人≮兴出版
    (上海复且大学)
    (上海绍兴路5号)。
    上海市报刊发行处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邱刷
    代号：1-192
    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日出版
    定价：0.2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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