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这未见之视与未闻之声的世界——无形的心灵之国！这不可言喻的本质，难以触碰的回忆与无从展示的幻想，以及这一切的隐私！一间无声独白与先见之明的秘密剧场，一所藏匿着一切情感，思绪和秘密的隐形宅邸，一处充满发现与失望的无穷胜地。我们每个人都独自统治着各自的王国，发号施令，运筹帷幄。是一处隐居之所，供我们在此钻研那些已做和将做之事。一个比我的镜中倒影更加接近自我的内心世界。这种意识就是我自己，它是一切，但又什么都不是——它究竟是什么？它从何而来？又为何而来？
关于意识和其在自然中的位置，几乎没有其他哪个问题经受过比这更历史悠久，错综复杂的讨论。几个世纪以来，人们不断地思索与实验，试图将两个假定的实体结合起来。在不同的时代，人们分别称其为精神和物质，主体和客体，或是灵魂和肉体。人们不断地探讨意识的流、状态与内容，区分种种不同的术语：直觉、感官数据、所与(the given)、纯感觉、the sensa(data of immediate awareness)、呈现和表征、结构主义内省的感觉与图像和情感、科学实证主义的实证数据、现象场、霍布斯笔下的“幻影”、康德笔下的“现象”、唯心主义者所说的“表象”、马赫的“要素”、皮尔士的“幻象”、赖尔的“范畴错误”。尽管已有诸多的探索与讨论，意识的难题依然阴魂不散。这问题中的某些东西总是回环往复，悬而未决。
他人对我们的认识，与我们对自我，以及那些维持自我的深刻感觉的认识之间，有着某种区别。你我虽然在行为上共享着同一个世界，但心中所想事物的难以定位的位置也有所区别。这样的区别是无法消除的。我们反思，梦想，在心里进行着从不为他人所知的想象中的对话。在这些对话中为我们的的希望与失望，未来与过去做出辩护，捍卫与宣告。然而现实却是我们能够把玩，站立，甚至踢上两脚的，这里有树木、草地、桌子、海洋、手、星星——甚至还有大脑！现实与这层厚重的幻想有着天壤之别，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孤独的，转瞬而逝的经验是如何融入井然有序的大自然的呢？
几乎自人类有意识起，人类就已意识到了意识的问题。每个时代在描述意识时都有各自的主题与关注点。在希腊的黄金时代，公民能自在地四处走动，让奴隶替他们劳作。意识就也被描述的同样自由。赫拉克利特就称意识为一个巨大的空间，即便沿着其中的每一条路旅行，也永远无法找到它的边界。一千年以后，奥古斯丁在迦太基的洞穴山丘中惊讶于“我高度想象中的山脉和丘陵 ，”“我记忆中的平原、洞穴和山洞”，以及它的凹处，“有多处宽敞的房间，配备了数不胜数的商店。”我们应当注意到，对心灵的隐喻正是心灵所感知到的世界。
十九世纪上半叶是地质大发现的时代，人们意识到地壳的层次中刻印着过去的记录。这一发现使得类似的对意识的看法变得流行，即意识也是分层的，记录着个体的过去，层次会不断加深直至记录难以被读取。这种对无意识的强调越来越多，直至1875 年，大多数心理学家都坚持认为意识只是心理生活的一小部分，而无意识的感觉、无意识的想法和无意识的判断构成了大部分的心理过程。
在十九世纪中叶，化学取代地理成为科学的宠儿。在化学家James Mill，Wundt和他的学生Titchener等人眼中，意识是一种可以在实验室中被分析成精确的知觉和感受属性的复合结构。
蒸汽机车在十九世纪末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也同样进入了人们对意识的理解。潜意识成了一个高压锅炉，其需要一个明显的宣泄口，在被压抑时就会弹出，形成神经质行为和对那些无处可去的梦想的扭曲实现。
我们在此只是精确的描述这些隐喻，除此之外也没什么事可做。
最初，这种对意识本质的探索被称作身心问题，充满了繁琐的哲学解决方案。但自进化论提出以来，这个问题转化成了一个更加科学的问题，即意识起源的问题，或者更具体地说，是进化中意识起源的问题。 这种我们自省的主观体验，这种伴随着众多联想、希望、恐惧、情感、知识、颜色、气味、牙痛、刺激、瘙痒、快乐、痛苦和欲望的恒久伴侣——是在进化中的何处产生的？又是怎样产生的？我们怎能仅凭物质就产生了内在性呢？如果确实如此，又是在什么时间节点做到的呢？
这个问题一直是 20 世纪思想的核心。 值得在此简要介绍一些已提出的解决方案。 我将提到我认为最重要的八个。
这种最为广泛的观点多受物理学家的欢迎。这种观点认为，我们在内省中感受到的一系列主观状态，与进化过程，乃至与物质的基本相互作用之间有着一以贯之的连续性。我们的意识与我们意识到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与一棵树和它扎根的土壤之间的关系，甚至与两个天体相互的引力关系之间，都没什么本质区别。这种观点在本世纪(本书成书于1976年，所有“本世纪”均为20世纪)的前25年十分明显。被亚历山大称为并存（compresence），被怀特海称为摄入（prehence）的那种想法为一种一元论奠定了基础，这种一元论蓬勃发展，成了被称作新现实主义的学派。形成我们脑海中的感知与知识的相互作用与一只掉落的粉笔和讲桌之间相互的作用之间只有复杂程度的区别。粉笔会停在讲桌上，是因为粉笔“了解”讲桌而讲桌也“了解”粉笔。
我们能从中看出，这个复杂的理论并没有回答真正的问题，这一立场实际上是一种巧妙的歪曲。我们不是要解释我们如何与环境相互作用，而是要解释那些我们内省时得到的特殊体验。这种新现实主义之所以一度广受欢迎要得利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那时粒子物理取得的惊人成就正广受讨论，既然物质可以被分解成空间中纯粹的数学关系，那么像人与人间的相互意识这样的非物理关系似乎也能如此。
这是其次广为流传的观点。它断言，意识并不存在于物质中，相反，意识是所有生物的基本属性，是从最小的单细胞生物一路不断光荣地进化而来的腔肠动物、原索动物、鱼类、两栖动物、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乃至人类，都具有的那种应激性(irritability)。
包括达尔文和E. B. Titchener在内的众多19 世纪和20世纪的科学家都认为这个论点无可置疑，并在本世纪上半叶开始了大量对低等生物的绝妙观察。对初等意识的探索如火如荼地进行，题为《动物心灵》或《微生物的精神世界》等标题的书被急就急阅。但凡谁看到了变形虫捕食并回应刺激，或是草履虫躲避障碍与接合生殖，都难免要情不自禁地把人类标准套用在这些行为上。
这就引出了问题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们对其他生物的同情与认同。无论我们对事情做怎样的结论，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们的意识能够“看透”他人的意识，以此与我们的亲友们产生身份认同，想象他们的心情与想法。这种同理心太过训练有素，以至于当我们看到动物做出与我们在类似情况下相同的行为时，需要一种特殊的思维能力才能在非必要的情况下抑制这种认同。我们将意识强加于原生动物的原因很简单，就是我们做出了这种常见且有误导性的识别。然而，对它们行为的解释完全停驻在物理化学，而非内省心理学。
即使是在有突触神经系统的动物中，将行为解读为意识也多是我们一厢情愿而不是来自观察。大多数人都会同情挣扎的蠕虫，但每个钓过鱼的男孩子都知道，要是把一条虫切成两半，没有原始大脑的后一半反而比有大脑的前一半“痛苦”挣扎的厉害。要是虫真能感到疼痛，那显然应是有大脑的那一半挣扎的更厉害。虫子尾端的“痛”不是虫子的痛，而是我们的心痛。它的挣扎是一种机械释放现象，尾端的运动神经在与头部神经节的正常抑制断开时会一齐放电。
要使意识与原生质共存，就不得不引出关于判定意识的标准的讨论。因此还有第三种解决方案。它指出意识既不来自物质，也不产生于动物生命之初，而是产生于生命进化后的某个具体时刻。对此，几乎所有积极研究该主题的研究人员都认为意识的产生的标准明显是联想记忆和学习的出现。如果一只动物能通过其经历来调整行为，那它一定是有经验的，也就一定是有意识的。因此，只要研究学习的进化，就能研究意识是如何进化的。
我就是这样开始研究意识的起源的。我最初的不成熟工作是尝试在含羞草上产生信号学习（或条件反射），这株含羞草为此饱受摧残。信号是一束强光，反应是在茎叶连接处精准地施加触觉刺激使其叶片下垂。在上千次光照与刺激的配对后，我的植物患者依然青葱，它并没有意识。
在这个可以预见的失败后，我转而研究原生动物，在黑色电木上蜡刻的T形迷宫里巧妙的测试草履虫个体。要是它们走错了方向，我就会放电惩罚它们并将其调转过来。我当时觉得，要是草履虫能够学习，那它肯定得有意识。另外，我还对将其一分为二后对其学习（以及意识）的影响极其感兴趣。然而首个些许积极的结果无法在之后的实验中复现。在对其他几种低等门类的动物中寻找学习的尝试也宣告失败后，我又转向了那些有突触神经系统的物种：扁虫，蚯蚓，鱼类和爬行动物，它们确实可以学习。我天真地假设自己沿着意识演化的道路前行。
真荒唐啊！恐怕是在几年后我才发现这种假设根本就说不通。我们的内省根本不是基于学习过程，更不会是什么条件反射或T形迷宫涉及到的那种学习过程了。为什么当时那么多的科学大牛都将意识与学习混为一谈呢？我又为什么那么蠢着了他们的道？
这是因为存在着一种历史性的神经症，而心理学深受其害。学习科学史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科学史是摆脱并超越这种智力障碍的唯一途径。在十八和十九世纪，联结主义学派是如此的引人入胜，人才济济，以至于它的基本错误已经嵌入了大众的思想和语言中。那个错误曾经是，现在也是：意识是一个真实的空间，里面居住着感觉与想法这样的基本元素。这些元素会因为彼此相似或是外界使其一起出现而产生连接，产生连接的过程就是学习和思想的过程。这样一来，学习与意识就被那些模糊的术语和实验混为一谈。
我最初的研究和整个20世纪上半叶对动物学习的重视背后都隐藏着这种混淆。但现在我们清楚，在进化中，学习的起源和意识的起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用更多证据证明这一断言。
目前为止已经提到的几种理论都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意识仅仅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但有另一种立场认为这种假设本身就是不可能的。
它问道，我们的意识，这些思想，原则与信仰对我们生活和行为造成的巨大影响，真的能仅从动物行为里就产生出来吗？在所有的物种中，只有我们试图理解自己与世界，只有我们会出于自己的思想成为爱国者或英烈，只有我们，会建造沙特尔城与计算机，书写诗歌和张量方程，下棋和演奏四重奏，宇航至其他星球并倾听来自银河之外的声音，只有我们！这些壮举与走迷宫的老鼠或展示威胁的狒狒有什么关系呢？达尔文关于心智进化的连续性假设只是他的进化论神话中的一个非常可疑的图腾。科学家对确定性的苦苦追求，令艺术家失魂丧魄的疼痛的美丽，正义之玫瑰激起自安逸生活中的反叛的甜美的刺，抑或是当我们听闻勇敢的美德的真实行动、对无望的苦难的愉快忍受时油然而生的欢欣颤栗——它们确实是来自物质的吗？还是沉默的类人猿的愚蠢的等级制度的延续？
这鸿沟太美妙了。人与其他哺乳动物的感情生活固然惊人地相似，但过分关注这些相似就是忘记了两者间的鸿沟的存在。人类智性的生活，文化、历史、科学、宗教，与我们在世上所知的一切都截然不同，这是事实。好像所有生物都进化到了某个节点，而在我们身上转了一个直角，朝着不同的方向爆发出去。
对猿类和讲文明，守道德的聪明的人之间的这种不连续性的欣赏使许多科学家回到了形而上学的观点。意识的内在属性无论如何都不会是从分子与细胞的组合中进化而来的。人类的进化中除了物质，机遇和生存外一定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像意识这样与众不同的东西一定是靠从封闭系统外加进来别的的什么东西才产生的。
诸如此类的想法始于现代进化论的开端，尤其在自然选择理论的共同发现者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的作品中有所体现。达尔文与华莱士在1858年宣布该理论之后，两人都好像被巨蛇缠住的拉奥孔一般，在人类的进化与意识的艰深中纠缠不清。达尔文用自己的天真掩盖问题，只看到了进化的连续性，而华莱士不这么想。进化的不连续性是可怖而绝对的。尤其是人类的意识，“绝不可能是按照决定整个有机世界和人的肉体逐步发展的规律来发展的”。他认为有证据表明，某种形而上学的力量曾在三个时间节点引导了进化：生命起源之时，意识起源之时，文明起源之时。华莱士的名字没有像达尔文一样作为自然选择的发现者而广为人知，有部分原因是他在晚年时坚持徒劳地在招魂师的降神会上寻找这种形上学强加的证据。科学机构不能接受他这样的努力。用形上学的强加来解释意识似乎逾越了自然科学的规则。但如何只用自然科学解释意识也确实是个问题。
为了反对这种形上学的推测，在进化思维的早期阶段，出现了一种愈发唯物主义的观点。这一观点更加符合直接自然选择的立场，带着一种先天而尖锐的，有时会莫名的与硬科学联系在一起的悲观主义。它声称，意识什么都不做，也什么都做不了。许多顽固的实验主义者仍然认同赫伯特·斯宾塞的想法，即对意识的这种贬抑是唯一符合直接进化论的观点。随着动物的进化，神经系统和其机械反射的复杂程度也会增加，当神经复杂性达到某种程度时，意识就会出现，开始它作为宇宙事件的无助旁观者的徒劳过程。
我们的行为是完全由大脑的布线以及其对外界刺激的反应决定的。意识则与线路放出的热量无甚区别，仅仅是一个副产品。正如霍奇森所说，有意识的感觉就像是镶嵌在马赛克表面上的颜色，但马赛克是由石头，而不是由颜色组成的。又或是像赫胥黎在他那篇著名的论文中坚称的那样：“我们是有意识的自动机”。意识不能改变身体的工作机制或行为，就像火车的汽笛不能改变它的机器装置或它的去向一样。意识是从琴弦上涌出但不能拨弦的旋律，是从湍流中激起但不能改变流向的泡沫，是忠实的跟随着行人，但不能影响人前行的影子。
对于有意识的自动机理论，William James给出了最好的批判。他在此的论点与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通过踢石头喊道：“我这样反驳它！”有些相似。 意识与它如此忠实地参与的事务毫无关系，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意识只是行动的无能为力的影子，为什么我们犹豫不决的时候它却更加聚精会神？为什么我们在做习以为常的的事情时它却又漫不经心？意识与行动间的这种跷跷板式的关系当然是任何关于意识的理论都必须解释的。
涌现进化学说，因其能将意识从无助旁观者这一体面扫地的位置解救出来而广受欢迎。它还旨在科学地解释我们所见的进化不连续性，这些不连续性是形上学强加论点的核心。之前我第一次研究它时，我也感到灵光一闪，似乎种种关于意识的问题都颤抖着落入了准确而美妙的地方。
其主要思想是这样一个隐喻：潮湿的性质不能从氢氧原子的性质中推导出来，同理意识在进化中的某一时刻也以一种无法从其组成部分推导出来的方式涌现。
这个简单的想法虽然可以追溯到 John Stuart Mill和G. H. Lewes，但真正赢得满堂喝彩的是Lloyd Morgan在他1923年的作品《涌现进化》中的版本。这本书描绘了一个可上溯至物理领域的彻底的涌现进化体系，物质的一切性质都是从某种未指明的先行者处涌现出来的，复杂化合物的性质是从那些更简单的化学成分的组合中涌现出来的，那些生物所特有的性质是从复杂分子的结合中涌现出来的，而意识，是从生物中涌现出来的。新的组合带来了新的关联，从而引起了新的涌现，因此新涌现出的特性在每种情况下都与将其产生出来的系统的有效性密切相关。事实上，在每个更高层次上出现的新关系引导和维持着该层次所特有的事件进程。那么，意识，在进化的某个关键阶段会作为一种全新的东西涌现。当其涌现时，会引导大脑中的事件进程，并对身体行为产生因果效应。
大多数知名的生物学和比较心理学家都欢迎这种反还原主义的学说，二元论者们则深受挫败，很不体面。（这句我看不懂，附上原文：The whoop with which this antireductionist doctrine was greeted by the majority of prominent biological and comparative psychologists, frustrated dualists all, was quite undignified.）生物学家们称其为对物理学和化学的新独立宣言。“生物学家们再也不能因为他们发现的内容没有在非生物界被发现过或期待着被发现就被欺凌而压制观察到的结果。生物学本身也成为了一门科学。”知名的神经学家们一致认为，现在我们不再需要将意识视为只是在徒劳无功地迎合我们的大脑过程。意识的起源似乎已经以一种能让意识重返行为的总督的宝座的方式被指出了，甚至还预示着将来还会有全新的，不可预测的涌现出现。
但果真如此吗？如果意识是从进化中涌现的，那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在什么物种中？怎样的神经系统是必要的？随着对第一次理论突破的热情消退，人们发现问题本身并没有什么改变。仍然有待回答的正是这些具体细节。涌现进化的错误不在于其教义，而是使我们重新回到过去舒适的思考意识和行为的方式，纵容广泛而空洞的笼统性。
纵观历史，有趣的是，就在生物学界为涌现进化欢欣鼓舞的同时，心理学界正被一个更强大，更野蛮，有着缜密的实验运动的学说所征服。显而易见，还有一种解决意识和其在自然中的位置的这一难题的方案就是直接否认意识的存在本身。
坐下来好好想想所谓“意识不存在”是什么意思其实蛮好玩的。历史没有记载这一壮举是否是由早期的行为主义者尝试的。但却随处记载着“意识不存在”这一学说在本世纪对心理学的巨大影响。
这就是行为主义，它的根源可以一直上溯到陈腐发霉的思想史，上溯到18世纪和更早的所谓伊壁鸠鲁派，上溯到人们试图将植物的向性推广到动物乃至人类，上述到客观主义运动，或者具体点说，行动主义(actionism)运动。Knight Dunlap曾试图将后者教给一位杰出又大胆的动物心理学家John B. Waston，最终产生了一个新名词：行为主义。它起初跟我们已经讨论过的无助旁观者理论很像，即意识在动物中并不重要。但在一场世界大战和一些强有力的反对意见之后，行为主义闯入了智识的竞技场，轻蔑地断言道意识什么都不是。
何其惊人的学说啊！但更惊人的是这一学说从最初的一时兴起发展成为了1920至1960年占据心理学舞台中央的运动。这种特殊的立场能够连战皆捷的外部原因既迷人又复杂，当时的心理学正打算脱离哲学自立门户，行为主义是其称手的工具。行为主义当时的对手蒂钦纳内省主义(Titchenerian introspectionism)又是那样苍白无力，因为它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关于意识与化学的类比之上。一战后理想主义的崩塌带来了一个渴望新哲学的革命性的时代。物理学和通用技术的伟大成功带来了一种与行为主义更加契合的模型与方法。人们厌倦了主观臆断，渴望客观事实。而在那时的美国，客观事实就是实用的事实。行为主义恰好为心理学提供了实用的事实。它使得新一代人以不耐烦的姿态扫清了意识及其起源这一团乱麻，我们要翻开新的一页，我们要重新开始。
这新的开始就是一个又一个实验室中取得的成功。但这些成功背后唯一的原因不是这一立场的正确性，而是其程序。这真是一个真正充满活力，令人兴奋的研究程序！有这套手术刀般精准的程序作保证，使行为沦为少数反射和从中发展而来的条件反应，将关于脊髓反射中刺激、回应、增强的术语概括为有望解决的行为问题，令老鼠在一寸又一寸的迷宫中奔跑以到达那更迷人的客观定理的迷宫。有了这些庄严的定理的支持，思想被降格成肌肉的抽搐，人格被贬抑为小阿尔伯特的悲剧。在这些移除背后有着一种难以察觉的上头兴奋。复杂将变得简单，黑暗将变成光明，哲学不过是明日黄花。
从外部看，这种对意识的反叛似乎席卷了人类思想的古老堡垒，并在一所所大学里竖起了傲慢的旗帜。但是，我作为这一主流学派曾经的一员，要承认事情并不是看起来的那样。抛开纸面上的东西，行为主义只不过是拒绝谈论意识，而没谁真的觉得自己没有意识。在国外有一种很严重的虚伪，将那些对意识问题感兴趣的人排除在学术心理学之外，同时一段又一段的文本试图从学生处扼杀那些不受欢迎的问题。从本质上讲，行为主义只是一套方法，而非其所标榜的那种理论。作为一种方法，它对心理学来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驱散了遗毒。现在我们已经打扫干净了屋子，是时候重新把意识的问题请进来了。
但是在此之前，还有最后一种途径，一种完全不同的，最近占据我思绪的途径，那就是神经系统。我们在试图解决心灵之谜并遭遇挫折时，时常会用或真实或幻想的解剖学来自我安慰，把思想当成某个特定的神经元，或是把情绪归于某种特定的神经递质。这是从对以上所有观点的不可测试性与模糊性的恼羞成怒中产生的诱惑，让那些语焉不详都滚蛋吧！什么晦涩难懂的哲学立场，什么行为主义者的纸上谈兵，都不过是避重就轻的诡辩！如果这里有一只动物——你想当他是人也可以——在台面上供我们研究。如果他有意识，那意识一定就在这，在他身上，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脑子里，而不是在过去那些无能的哲学的自以为是的想象中！如今我们终于有了从脑到脑直接探索神经系统的技术。答案一定就藏在这坨不到三磅半的灰粉色物质中的某处。
我们只需要找到大脑中负责意识的那一部分，回溯其解剖结构的进化历程，然后就解决了意识起源的问题。另外，如果我们研究那些与神经结构发展不同阶段相对应的现代物种的行为，我们最终将以实验的准确性来基本上解释意识的本质。
这听起来像个出色的科学计划。自从笛卡尔选择大脑的松果体作为意识的所在地并被当时的生理学家彻底驳斥以来，人们从未停止对意识存在于大脑中何处的热切但又通常肤浅的寻找。这种寻找仍在继续。
当下，一种对意识的神经基础的言之有理的解释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神经学发现之一。这就是被称为网状结构的微小内部神经元的缠结，它长期以来一直隐藏在脑干中并且未经审视。它从脊髓顶部通过脑干向上延伸到丘脑和下丘脑，引来感觉和运动神经的侧支，就像通过它附近的通讯线路上的接线片系统一样。这还不是全部，它还对皮层的六个主要区域以及可能所有脑干的核心有直接的指挥线路，并将纤维伸展到脊髓，影响周围的感觉和运动系统。它的功能是使选定的神经回路敏感或者说“唤醒”并使其他神经回路脱敏，因此这项工作的先驱者将其命名为“清醒的大脑”。
网状结构也经常按其功能被称为网状激活系统。全身麻醉就是通过使这里的神经元失活来产生效果，将这一部分切除将会导致永久昏迷，对其大部分区域植入电极并进行刺激可以唤醒睡着的动物。此外，它能够对大脑大多数其他部分的活动进行分级，这反映了其自身的内部可激发性和神经化学的效价。虽然也有一些十分复杂不宜在此展开讨论的例外，但它们并没有削弱这样一个令人兴奋的想法，即这个与整个大脑相连的无序的短神经元网络，这个位于经典神经学严格的感觉和运动系统之间的中央交互核心，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寻求的答案。
但如果我们考察网状结构的进化历程，想看看它是不是与意识的进化历程相关联，结果会令人失望。网状结构是神经系统最古老的部分之一，事实上，我们可以很好地证明它就是最古老的部分，更有序，具体，高度进化的神经束与细胞核都是围绕着它形成的。就我们目前对网状结构的有限的知识来说，意识及其起源的问题难以被其解决。
而且，这样的推理中是有错觉的。我们有一种普遍且默认的将心理现象转化为神经解剖学和化学的倾向。我们只能在神经系统中知道我们事先在行为中知道的东西。即使我们有了完整的神经系统接线图，也还是不能回答我们的基本问题。即使我们知道所有存在过的物种的大脑中的所有树突和轴突中所有的接线，我们仍然不能——永远不能——仅凭对一颗大脑的知识就判定其是否具有和我们一样的意识。我们必须先从顶层开始，从一些关于意识是什么的概念开始，从我们的内省开始。在我们开始探讨神经学之前，必须搞清楚什么是意识。
因此，我们必须先从尝试说明意识是什么开始——这不是件简单事，而且这一主题的历史中有大量含糊的隐喻与称谓。在研究任何类似的如此错综复杂的东西时，一种明智的方法是从确定它不是什么开始。这就是我们下一章的任务。